目前呼声最高的接任者史蒂夫·维特科夫是特朗普长达25年的商业伙伴，其履历折射出特朗普“交易型政治”的典型特征。维特科夫的核心身份是纽约房地产大亨，2020年加入特朗普的“经济大复兴产业集团”，2024年被任命为中东特使。这种“商人治国”模式延续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风格，优势在于打破传统外交官僚体系的僵化，但风险在于缺乏国家安全专业经验。维特科夫主导的美伊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其提出的铀浓缩限制方案被指“重复伊核协议老路”，但特朗普为避免军事冲突升级，选择支持这一务实路线。对俄罗斯的绥靖政策方面，维特科夫三次秘密会晤普京，主张承认俄控乌东领土现状，并将乌克兰危机归咎于北约扩张，引发民主党强烈批评。维特科夫家族与以色列犹太社团关系密切，其妻子劳伦是犹太裔慈善家，这使其在处理中东问题时能兼顾特朗普的“亲以”立场。此外，维特科夫的房地产帝国与特朗普集团存在交叉投资，这种利益共同体为其掌权提供了天然保障。

沃尔兹被撤职的另一重背景是国务卿鲁比奥权力的扩张。特朗普已宣布由鲁比奥兼任国家安全顾问，打破了美国外交决策的传统架构。上一次国务卿兼任国安顾问是1947年乔治·马歇尔，但当时正值冷战初期，且马歇尔拥有军方背景。鲁比奥作为职业政客，其权力扩张可能导致国务院与国安会职能重叠，削弱决策效率。鲁比奥主张对俄强硬，而维特科夫倾向妥协，这种分歧在乌克兰问题上尤为突出。特朗普可能通过“双轨制”平衡派系，但也可能导致政策反复。鲁比奥兼任国安顾问后，还需应对民主党弹劾和司法诉讼，这种“行政权力武器化”倾向可能进一步激化三权分立矛盾。

沃尔兹的出局标志着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的全面“换血”，其继任者将推动以下战略调整。维特科夫已与普京达成共识，主张通过“领土换和平”实现停火，即乌克兰承认俄控乌东四州及克里米亚归属，换取美国安全保障。这种方案与拜登时期的“全面支持乌克兰”形成鲜明对比，实质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延伸。维特科夫的务实路线将主导美伊、美以关系：对伊朗妥协以换取石油利益，对以色列施压以平衡沙特关系。这种“交易外交”可能削弱美国在中东的道德权威，但符合特朗普的商人思维。沃尔兹的撤职和维特科夫的接任，显示特朗普更倾向于任用“忠诚型”而非“专家型”官员，这种“去专业化”趋势可能导致决策失误风险上升，但能确保政策更贴合特朗普的个人意志。

沃尔兹的政治生命终结于一场技术性失误，但其背后是特朗普执政逻辑的必然产物。在“美国优先”与“交易政治”的双重驱动下，国家安全事务正沦为权力博弈的筹码。维特科夫的接任不仅是人事变动，更是特朗普将国家安全战略“私有化”的标志——用商人的利益计算取代传统的地缘政治考量。这种“去制度化”趋势可能在短期内满足特朗普的政治需求，但从长期看，将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加剧国际秩序的不稳定。(责任编辑：张蕾 TT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