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发展规律来看，航空装备迭代需要遵循“应用一代、试验一代、预研一代”的渐进路径。即便是拥有完整航空工业体系的美国，其五代机F-22从首飞到服役耗时9年，六代机研发周期预计将延长至12-15年。彼得森设想的七代机技术指标中，仅超燃冲压发动机与变循环发动机的整合就面临热管理、材料耐受性等数百项技术难关。洛马公司首席工程师亚当斯在国会听证会上坦言：“要实现5马赫持续飞行，我们需要重新发明整个推进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纸上超车”现象并非首次出现。欧洲多国联合推进的“未来空战系统”（FCAS）和“全球作战空中计划”（GCAP），虽被冠以“六代机”之名，但其展示的模型仍保留传统垂尾布局，数字化驾驶舱技术甚至不及中国歼-20的现有水平。德国航空专家穆勒指出：“跳过五代机直接研制六代机，就像没有学会走路就想奔跑。”这种违背技术积累规律的做法已导致欧洲战机项目多次陷入技术路线之争。

反观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轨迹，从歼-20突破隐身技术到无侦-8实现临近空间飞行，始终遵循“装备一代、发展一代、探索一代”的稳健路线。珠海航展披露的“下一代作战体系”蓝图中，六代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高超音速无人机、量子雷达、空天中继节点构成立体攻防网络。这种系统化的发展思维，恰与美军专家片面追求单项技术指标的思路形成鲜明对比。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美国防务界的“代际焦虑”折射出其对技术霸权流失的恐慌。随着中国在超导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基础科学领域的持续突破，美国传统的“技术代差”优势正在消解。彼得森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必须建立两代技术优势”，暴露出其战略规划已从“保持领先”转向“恐惧被超越”。这种心态导致美军装备发展陷入了“既要应对现实威胁，又要预研未来武器”的资源分散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