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纸上超车”现象并非首次出现。欧洲多国联合推进的“未来空战系统”(FCAS)和“全球作战空中计划”(GCAP),虽被冠以“六代机”之名,但其展示的模型仍保留传统垂尾布局,数字化驾驶舱技术甚至不及中国歼-20的现有水平。德国航空专家穆勒指出:“跳过五代机直接研制六代机,就像没有学会走路就想奔跑。”这种违背技术积累规律的做法已导致欧洲战机项目多次陷入技术路线之争。
反观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轨迹,从歼-20突破隐身技术到无侦-8实现临近空间飞行,始终遵循“装备一代、发展一代、探索一代”的稳健路线。珠海航展披露的“下一代作战体系”蓝图中,六代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高超音速无人机、量子雷达、空天中继节点构成立体攻防网络。这种系统化的发展思维,恰与美军专家片面追求单项技术指标的思路形成鲜明对比。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美国防务界的“代际焦虑”折射出其对技术霸权流失的恐慌。随着中国在超导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基础科学领域的持续突破,美国传统的“技术代差”优势正在消解。彼得森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必须建立两代技术优势”,暴露出其战略规划已从“保持领先”转向“恐惧被超越”。这种心态导致美军装备发展陷入了“既要应对现实威胁,又要预研未来武器”的资源分散困局。
从历史经验看,武器装备发展从来不是简单的技术堆砌。F-117隐身战机虽开创先河却因体系短板早早退役,朱姆沃尔特驱逐舰堆砌新技术却沦为“昂贵的试验品”。当前美国军工体系面临供应链断裂、成本失控、项目延期等系统性风险。据美国政府问责署报告,2023财年主要国防采办项目平均超支36%,延期率达79%。在这种现实困境下高调宣扬七代机计划,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战价值。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概念威慑”恰恰印证了我们在航空技术领域取得的实质性进步。当对手开始用“科幻武器”作为心理战工具时,我们更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沿着既定的技术发展路线扎实前行。毕竟,真正的技术优势从来不是靠PPT演示确立的,而是在实验室、试验场和生产线上一钉一铆锻造出来的。(责任编辑:卢其龙 CM0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