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的差异可能源于时代与价值观的碰撞。霍英东成长于战乱年代，亲历国家积贫积弱，对民族苦难有切肤之痛。而李嘉诚的商业帝国崛起于冷战后期全球化浪潮，其“低买高卖”的资本哲学，更注重风险规避与利益最大化。

历史中，商人与国家的纠葛从未停歇。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凭借左宗棠的军需采购崛起，最终因卷入政治斗争破产。南通实业家张謇“实业救国”，创办纱厂、学校，却在军阀混战中理想破灭。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当商人过度依附权力时，可能沦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但若完全脱离国家影响，又难逃“无根浮萍”的命运。

李嘉诚的选择更像现代版“范蠡泛舟”。他既不像胡雪岩般深陷权利旋涡，也不似张謇般背负家国重担。他通过保留中国内地与香港港口、抛售海外敏感资产，在商业安全与国家立场间划出一道微妙界限。这种“半剥离”策略，既规避了巴拿马可能的中美冲突风险，又维持了在中国市场的战略支点。

对普通人而言，这场争议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困惑。我们称赞任正非面对美国制裁时的“硬骨头”，感动曹德旺捐资百亿办学的善举，自然难以理解李嘉诚的“撤退”。但若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手握万亿资产的商业帝国掌舵者，面对特朗普的军事威胁、巴拿马政府的施压、港口利润率持续下滑，是否会选择“拿钱走人”？

这种现象深刻反映了市场经济与民族主义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全球化要求企业家超越国界扩张。另一方面，大国博弈加剧使得商业决策难以脱离地缘政治的影子。正如中国在秘鲁建设钱凯港、规划两洋铁路以替代巴拿马航线，国家战略早已布局对冲风险。李嘉诚的“撤退”，或许恰是嗅到了旧全球化秩序的瓦解。

李嘉诚家族90%资产在海外，但保留的中国港口年收益率达9%，远高于被出售的海外港口5%。这暗示着，即便是“全球公民”，也无法摆脱母国市场是根基的作用。霍英东与李嘉诚代表了两种商业伦理的极端。在历史中，许多商人多在两者间摇摆。今天的争议，其实是全球化退潮下的必然。

世界从“地球村”重回“战国时代”的背景下，商人不仅要计算利益得失，可能更需思考如何在资本逻辑与国家情怀中间找到平衡。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完全抛开国家概念的商人，终将是野生浮萍，飘零孤舟。(责任编辑：张蕾 TT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