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96岁的李嘉诚以228亿美元出售旗下43个港口，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关键港口，这一消息震动全球。这场交易不仅是一次资本腾挪，更引发了关于商人角色与国家立场的激烈争论。有人痛斥他“屁股坐歪”，有人理解他“在商言商”。争议背后，是一个跨越时代的命题——商人真的可以抛开国家概念独立存在吗？

这场交易的核心是巴拿马运河的港口交易。1997年，李嘉诚以2200万美元拿下25年经营权后，将其打造为全球贸易的“咽喉要道”，贡献了长和港口业务的核心利润。但在特朗普高呼“夺回运河控制权”、美国施压巴拿马政府后，李嘉诚选择将运营权转手给美国财团贝莱德，套现190亿美元离场。

这一决策引发两种对立观点。批评者认为，他将中国在拉美的战略资产拱手让人，未来中国货船可能“看美国脸色通行”，是“背叛民族大义”。支持者则强调，港口业务利润率已从20%降至15%，且巴拿马港口对长和整体利润贡献不足1%，高位套现是典型的李嘉诚“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商业信条。

若将时间倒回上世纪50年代，另一个香港商人霍英东的选择截然不同。在抗美援朝时期，他冒着被港英政府打压的风险，通过海上秘密航线向内地运送药品、钢材等战略物资。即便因此被西方列入黑名单、商业版图严重受损，他仍坚持“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种个人命运与国家利益休戚与共的胸怀，与李嘉诚的利益至上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