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森说，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是澳大学研究人员的主要资金来源，该机构历来支持中国研究。然而，在ARC最新发布的“发现计划”研究项目中，获批的421个研究项目没有一个是关于中国问题的。

劳伦森表示，这一情况反映的现实并非ARC或澳政府阻止中国问题研究，而是澳学者、研究机构和同行评审小组（一段时间以来）均没有优先考虑以中国为重点的研究项目。与此同时，工商业等行业资金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支持力度也在明显下降。澳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很难向董事会推销支持此类研究的好处，因为这不太可能给公司带来直接的和短期的回报。

劳伦森说，有几个研究中心和智库广泛地关注亚洲，但不专门关注中国，而大多数澳高校内的中国中心主要是学校和院系学者建立的“虚拟中心”，不是进行研究的独立实体。劳伦森负责的澳中关系研究院是情况较好的一个。他说，悉尼科技大学对澳中关系研究院的研究提供大力支持，去年还为后者提供了130万澳元的资助。

不过，劳伦森坦言，随着过去10年来，澳大利亚国内围绕中国的公开辩论变得更加激烈，他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比如，一些澳同行指责劳伦森是“叛徒”，认为他的观点过于“同情”北京。劳伦森认为，中国问题研究在澳大利亚已经变得严重两极化，他本人在工作中收到过法律威胁，甚至是死亡威胁。对此，劳伦森无奈地说：“这不是任何人在开始研究人员职业生涯时所期望的。”

当谈到澳大利亚高校是否会加强中国问题研究力度时，劳伦森称自己持悲观态度。他认为，除非澳大利亚政府为此设立专门资金，否则很难有更多大学加入到中国问题的研究队伍中来，至少目前没有证据看到这一趋势的出现，“尽管澳中两国的政治关系趋于稳定，但长期发展轨迹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一现状不利于鼓励年轻一代学者将中国研究作为他们事业发展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