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宗教宽容的世俗军队气氛恐受侵蚀。有学者曾指出，印度独立以来的世俗主义身份模式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以种姓、族群的冲击性影响，因此锡克教、印度教、穆斯林、基督教等士兵都能在同一军营中参与不同的宗教仪式。如今印度军队的“印度教属性”将更加彰显，社会上宗教少数群体的弱势和边缘化也在军队得到反应。莫迪政府对穆斯林等宗教族群的歧视是否蔓延到军队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就穆斯林士兵人数来看，据粗略计算（印军以调查军队穆斯林人口有悖世俗原则为由，拒绝官方统计），穆斯林士兵占比仅约2%，【15】与穆斯林人口占全国人口14.2%的地位相比明显不协调。

第三，印军政治化的不良后果还包括催生军事冒险主义，增加与邻国发生冲突的几率。由于印度社会对于军队态度比较宽容，法院、媒体等机构也都不过分苛责军队，莫迪政府便利用军队充当自身执政失误的挡箭牌，甚至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民众对政府的批评。例如，2023年印东北部曼尼普尔邦发生族群冲突，军队前往该邦平息局势甚至遭到印人党籍首席部长的阻挠，【16】莫迪和高级官员们在这件事上支支吾吾，不愿现身。与此同时，莫迪政府却对加剧边境对抗风险兴致高涨。据外媒报道，印高官声称，为了提高在边境与中国谈判筹码，印度陆军已经将10000名士兵从西部边境调遣至中印边境地区，在中印第二十一轮军长级会谈没有实质性进展的背景下，此举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边境地区的安全风险。

第四，我们还应该警惕印度军队的变质对整个国际安全的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团家族创始人萨瓦尔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在刑满释放后曾呼吁印度教徒积极加入军队，“接受军事训练，做好与最后的敌人——穆斯林——发生冲突的准备”。【17】印度教徒的军事化（Militarising Hindus）所反映的既是作为社会团体组织的团家族鼓吹民团的“军事化”，也包括在军队内部挤压其他宗教群体的生存空间，实现真正的印度教专制。从中世纪的数次东征意图消灭异教徒，到后来阿拉伯帝国通过圣战（Jihad）征服大片地区，历史上奉行宗教极端的军队发动对外征服和侵略屡见不鲜，全盘印度教化的军队在一个愈发走向“多数主义”统治的国家蔓延生长并非没有可能。我们无法假设彼时是否会有更大规模的冲突，但仅就历史镜鉴，本就冲突不断的次大陆只会走向更不安全的境地。

2019年，巴拉克特空袭（Balakot airstrike）为莫迪竞选连任注入一股强劲的助推剂，从朝野庙堂到市井江湖，处处涌现出为莫迪欢呼的印度教徒，如今又到一个大选年，稳操胜券的莫迪已然不再需要诉诸另一场军事胜利，但他能否给军队真正带来现代化仍然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