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刘派】

“受过教育的印度年轻人似乎着迷于政治。但我请你们记住，军旅生活中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军队不能参与政治。军队是人民公仆，谨遵政令。一旦有人怀疑军队存在政治偏见，从那一刻起，这支军队就失去了国家的信任。当军队不再公正，混乱和内战也就随之而来”。

这是1932年陆军元帅菲利普·切特伍德（Philip Chetwode）在出席印度军事学院（Indian Military Academy）成立仪式时，对首批军校学员的讲话。

然而今天的印度军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切特伍德的忠告，或者说，在莫迪治下，印度军人正不由自主地卷入政治的漩涡。

前言：印度军队的传统

1947年，印度共和国在匆匆忙忙中成立，受制于英国殖民者长期施加的制度影响力，尼赫鲁等开国元勋在混乱时局中继承了前者大部分遗产，包括“文官控制军队”的军政体制。印度军队作为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并不听从某个政党的调遣，只对总统和宪法负责。相较于同一时期独立的巴基斯坦面临军人干政和军事政变问题，印度军队在国内政治中维持较为温驯的形象，高级将领们也能恪守军人远离政治的传统。

由于印度军队在独立运动中扮演了相当不光彩的角色——帮助殖民者镇压独立运动，尼赫鲁甚至进一步“阉割”印度军队的权力：1955年，根据《总司令（任命变更）法案》（Commanders-in-chief (Change in Designation) Act），印度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头衔被废除，军种最高首长被称为参谋长（Chief of Staff）。

在其后几十年里，印度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关系基本沿着尼赫鲁订立的“文官严格掌握军队”原则运行，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印度不但没有发动军事政变的风险，而且让一群对军事毫无了解的人掌控军队实权可能让印军失去“作战效能”。【1】

不止一位印军高级将领骄傲地宣称，印度军队的两项基本原则——“世俗主义”“非政治化”，为印度民主政体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2】然而，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消极情绪弥散于军队内外，人们看到了“军队”和“政治”这两项元素在印度媾和的可能性。

莫迪政府时期的军队政治化现象

2014年，莫迪问鼎印度总理宝座，此后十年莫迪及其印人党让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风潮吹遍次大陆的每一寸土地。就连此前坚守世俗化和非政治的军队也难以抵御这波强大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莫迪十年执政期间的军队政治化现象距离“军人干政”和“军事政变”还十分遥远，但作为一个侧面为我们洞察印度军政领域的异动提供了抓手。

（一）军队高层的堕落：比平·拉瓦特的“回旋镖”

2017年12月，时任陆军参谋长的比平·拉瓦特在印度联合情报研究所（The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of India）发表讲话时称，军队存在政治化的倾向，而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政体里，必须采取“某种方式”使军队远离政治。【3】彼时“忧国忧民”的拉瓦特将军不知道是否会想起一年前他刚刚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时的场景：当时，莫迪政府罕见地没有依据“资历”标准，在三名候选人中选择了履历最浅的拉瓦特担任参谋长一职，2019年他更是成为印度首任国防参谋长（Chief of Defence Staff）。

尽管莫迪政府将其任命标准解释为“功绩”叠加“适配性”，并称“拉瓦特拥有丰富的国内平叛经验，还在中印边境服役过相当长时间”，但这仍然打消不了在野党的怀疑，即莫迪任人唯亲提拔“自己人”。【4】如果说拉瓦特本人可以否认提拔的政治因素，但其明显倾向印人党政府的言行日后愈发彰显。

例如，拉瓦特在2018年称，印东北部阿萨姆邦的全印联合民主阵线（All India United Democratic Front）之所以发展的要比印人党快，是因为在中国和巴基斯坦操纵下，大量孟加拉人进入该地区。再如，2019年，印度学生抗议莫迪政府推行以宗教为标准的公民身份修正案（CAA），拉瓦特却为莫迪政府辩白称“学生们受到了误导”；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莫迪悍然废除查谟和克什米尔特殊地位、划归中央政府直辖后，混乱的局势迫使政府封锁通讯网络，拉瓦特则反驳媒体所说的“这是对该地区的镇压”。【5】拉瓦特显然已经被自己抛出的“军队不要沾染政治”的回旋镖击中。

除此以外，退休高级军官的所作所为也颠覆人们的惯常认知，他们逐渐以一种陌生的面孔走近公众视线，释放着积压已久的政治荷尔蒙。一些退休军官选择从政，其中较为著名的当属前陆军参谋长贾斯旺特·辛格（JJ Singh）。他步入政坛后担任过伪阿鲁那恰尔邦邦长，莫迪上台后，他作为印人党的政治盟友什罗马尼·阿卡利党（Shiromani Akali Dal）的候选人宣布参加2017年旁遮普邦议会选举。选举中，他言辞攻击国大党领袖人物，视频一经流出反响剧烈。【6】另外一个例子是前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内（MM Naravane），他退休后出席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学生分支全印学生总会（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全国会议时，盛赞该组织对“输出民族主义”的贡献。【7】

（二）莫迪的“工具人”

陆军规则（Army Rule）第20条规定：“禁止参加政治和非军事活动”“任何受该规定约束的军人都不得参与任何政党出于任何政治目的而举办的活动”。遗憾的是，强势的莫迪政府在公器私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经由莫迪提拔的军队参谋长们也不再敢于对政府的不合理要求“说不”，军队被迫承担起莫迪政府的“宣传机器”角色。

首先，莫迪政府施压军队为其宣传政府政策。莫迪在两人任期内提出了多如牛毛的“计划”“目标”，如“清洁印度运动” （Swachh Bharat Abhiyan）、“普及基础教育计划”（Sarva Shiksha Abhiyan）、“自力更生印度"（Atmanirbhar Bharat）、“发达印度”（Viksit Bharat 2047）、“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等。这些指向性明确的施政方案本身具有极强的政党意识形态属性，作为价值中立的军队本不应该参与宣传活动。然而，莫迪政府压力下的“社会勇士计划”（social warrior scheme）却打破这一默契。根据该计划，2023年5月，陆军总部“建议”士兵们在休假期间结合自身特长和需求，在所在社区推广诸如“清洁印度运动”“普及基础教育计划”等政府政策，美其名曰“为国族建构做贡献”。【8】但熟悉军事文化的人都理解，在军队语境中，“建议”约等于“强制”。

莫迪和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图源：凤凰网）

同年10月，印国防部指示其下属机构和军队负责全国9个城市设立822个“自拍点”（selfie-point），用于展示政府在国防方面做出的贡献，国防部还为此出台了标准的操作流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打卡点的背景板都无一例外都包含莫迪本人的立体形象。

其次，莫迪及印人党高官利用军事行动为自己邀功。2016年，印占克什米尔乌里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巴基斯坦激进组织穆罕默德军被指制定和执行该袭击。作为报复，印军发起对巴占克什米尔地区“外科手术打击”，莫迪政府不遗余力地宣称该反击系“历史上前所未有”。事实上，自印独立以来，赢得了四次大型战争的胜利，但历任政府均未借此攫取政治利益。国大党指出，前总理曼莫汉·辛格时期发生过至少6次类似空袭，只是根据规定没有公开大范围报道罢了。【9】

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妇女儿童上街抗议印度政府取消克区自治地位

莫迪及其印人党还擅长在选举中蹭军队热度为自己“贴金”。在2016年的北方邦议会选举中，印人党再次重提旧事，将对巴空袭功绩悉数绑定在莫迪身上，为本党的地方选举造势。2019年是莫迪争取第二个任期的大选年，他也没有错过任何标榜自己的机会。根据新德里电视台的统计，在某次竞选活动中，他提及“普尔瓦马”（Pulwama）“军队”“士兵”（Jawan）多达168次。【10】

军队为什么陷入政治化？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印度军队信奉这样一条准则：不谈论女人和政治。置身政外让军队成为最受公众信任的机构。但莫迪执政的十年内，上至军事领导层、下至普通士兵都被卷进各式各样的政教结合活动中，印度军队有从世俗主义滑落“多数主义”的风险。【11】但必须认识到，军队作为国家的暴力机器和有机组成部分，本质上就无可避免介入政治议题。

莫迪时代的军队政治化风险，与莫迪的执政风格和“强国梦”不无关系，在整个国内政治社会气氛越发由印度教民族主义占据主导的情况下，士兵作为个体和普通人一样深受影响。同时，在莫迪策划军事变革的浪潮中，军事机构势必要听从政府的政策、指令而行动，表现出“政治化”的迹象实属无可避免。笔者认为，军队频繁进入政治话题中心实际上是莫迪政府和军队的“双向奔赴”。

首先是莫迪利用军队攫取政治利益、推行军事改革。印度军队人数稳居世界前列，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群体之一，其政治价值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释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军队引入政治议题风险较高。由于军队高层负责实际作战和日常管理，在等级森严、纪律严苛的军营中，控制高级军官就可以对军队施加影响力。

莫迪打破军队上层军官任命“资历优先”的传统【12】，为安插自己信任的军官留下了操作空间，受恩惠于莫迪政府的军事高官时候也被证明事后会投桃报李。比如，在前文所述的利用军队宣传莫迪政绩的事件中，不少学者指责军队高层没有能够拒绝政府的要求，导致军队被政党用于政治目的，但殊不知这些军队高层也要为自己的仕途考虑，最后不可避免会同莫迪政府勾结。莫迪本人以体恤、关爱士兵为名，本人及高级官员多次前往军营或前线“作秀”，拉拢普通士兵、博取拥戴，塑造一种唯有莫迪才是最关心军队发展和士兵生活的领导人，并将军队的功绩与其治理成果牢牢绑定。

印度总理莫迪2020年7月3日视察印中边境军队（图源：路透社）

2019年，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Yogi Adityanath）称军队为“莫迪的军队”，这正是军队政治化意图最真实的写照。另一方面，莫迪推行军事改革也要求他将军队置于整个国家战略的轨道，莫迪内政外交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主导，如果军队祭出“世俗主义”的挡箭牌，既不利于推行全盘印度教化的改革，也难以推动军事现代化。

其次是军队受社会思潮影响，自发卷入政治议题。印军从新国家的“弃民”到共和国“守卫者”的角色转换一直在推进，由于世俗政治的衰退、印度对外战争胜利等因素，印度的民族主义从依托反殖民的共同记忆，发展为基于领土和文化的民族主义。随着受该社会思潮影响的军官在70、80年代逐步抛头露面，印军内部民族主义思潮崛起。

莫迪执政后，这一趋势开始变本加厉，政府在重新定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任何不符合政府路线的爱国主义都会被打上“叛国”的标签。军队越来越接受印人党政府版本的民族主义，也就成为政府最大的代言人。一位退役军官某次在参加印人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举办的活动时发现，许多高级退役军官和年轻的现役军官都“身着军装列席听讲”。

另一项证据显示，在莫迪废除宪法第370条后，军官们越发热衷于参拜阿马尔纳特石窟（Amarnath Yatra）（注：系位于印控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圣地），竟然出现参加年度朝圣仪式的军官要比前往拉达克地区和曼尼普尔邦的军官人数还要多的场景。【13】

最后是军人出于对自身政治、经济地位的关心，参与政治活动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印军一方面被视为保卫国家安全的专业队伍，被冠以崇高无私的名号，但另一方面，每一位军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生计奔波，因此他们对军人的社会地位、退休金、工资、津贴等物质福利非常敏感。2022年，印政府的新版征兵计划“烈火之路”（Agnipath Scheme）一经推出，就遭到众多退役军官们的抨击。

根据新计划，新招募的士兵服役年限被压缩到4年，他们一旦退役将无法享受任何退休金及其他福利，仅25%能留在部队长期发展，而先前印度军官以下人员最长可以服役17年。这一征兵制度改革切断了很多意图通过参军实现阶层跃升的年轻人的希望，而对于已经服役的士兵来说，他们注定在短暂的服役期后陷入另一场关于自身社会保障和经济报酬的政治纠纷。

四、影响

笔者通过互联网搜索发现，2014年以前鲜有关于印度军队政治化风险的讨论，这一转变发生在莫迪就任不到两年之后，并在2019年换届大选年迎来一次大爆发。当年4月，包括三位前陆军参谋长和一位前海军参谋长在内的150多名退役军人致信印度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Ram Nath Kovind），建议他禁止政党将军队及军队符号用于政治宣传。【14】然而近两年，莫迪政府将军队引入政治议题的手段更加多样，印度宗教多元的军队正沦为莫迪的工具，印度国家安全和民主政体有被进一步损害的风险。

第一，高级军官提拔落入政治漩涡，严重损害军事决策能力。莫迪政府越级提拔军官释放出一个信号：政治忠诚而非指挥作战能力才是晋升的关键。这样一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军官将上行下效，参与到印人党政府的宗教仪式和政治宣传活动中去。当面临军事专业问题时，军官们会更加谨慎地提出建议，避免与政治人物以及文职官僚产生冲突。

第二，宗教宽容的世俗军队气氛恐受侵蚀。有学者曾指出，印度独立以来的世俗主义身份模式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以种姓、族群的冲击性影响，因此锡克教、印度教、穆斯林、基督教等士兵都能在同一军营中参与不同的宗教仪式。如今印度军队的“印度教属性”将更加彰显，社会上宗教少数群体的弱势和边缘化也在军队得到反应。莫迪政府对穆斯林等宗教族群的歧视是否蔓延到军队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就穆斯林士兵人数来看，据粗略计算（印军以调查军队穆斯林人口有悖世俗原则为由，拒绝官方统计），穆斯林士兵占比仅约2%，【15】与穆斯林人口占全国人口14.2%的地位相比明显不协调。

第三，印军政治化的不良后果还包括催生军事冒险主义，增加与邻国发生冲突的几率。由于印度社会对于军队态度比较宽容，法院、媒体等机构也都不过分苛责军队，莫迪政府便利用军队充当自身执政失误的挡箭牌，甚至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民众对政府的批评。例如，2023年印东北部曼尼普尔邦发生族群冲突，军队前往该邦平息局势甚至遭到印人党籍首席部长的阻挠，【16】莫迪和高级官员们在这件事上支支吾吾，不愿现身。与此同时，莫迪政府却对加剧边境对抗风险兴致高涨。据外媒报道，印高官声称，为了提高在边境与中国谈判筹码，印度陆军已经将10000名士兵从西部边境调遣至中印边境地区，在中印第二十一轮军长级会谈没有实质性进展的背景下，此举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边境地区的安全风险。

第四，我们还应该警惕印度军队的变质对整个国际安全的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团家族创始人萨瓦尔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在刑满释放后曾呼吁印度教徒积极加入军队，“接受军事训练，做好与最后的敌人——穆斯林——发生冲突的准备”。【17】印度教徒的军事化（Militarising Hindus）所反映的既是作为社会团体组织的团家族鼓吹民团的“军事化”，也包括在军队内部挤压其他宗教群体的生存空间，实现真正的印度教专制。从中世纪的数次东征意图消灭异教徒，到后来阿拉伯帝国通过圣战（Jihad）征服大片地区，历史上奉行宗教极端的军队发动对外征服和侵略屡见不鲜，全盘印度教化的军队在一个愈发走向“多数主义”统治的国家蔓延生长并非没有可能。我们无法假设彼时是否会有更大规模的冲突，但仅就历史镜鉴，本就冲突不断的次大陆只会走向更不安全的境地。

2019年，巴拉克特空袭（Balakot airstrike）为莫迪竞选连任注入一股强劲的助推剂，从朝野庙堂到市井江湖，处处涌现出为莫迪欢呼的印度教徒，如今又到一个大选年，稳操胜券的莫迪已然不再需要诉诸另一场军事胜利，但他能否给军队真正带来现代化仍然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