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政治特色，印度政府和军队高官退休后可能流向智库和大公司，而智库学者和大公司负责人流向政府部门则较为少见，这形成了印度独特的单向“旋转门”现象。以印度中国研究所为例，印度外交部和国防部退休官员都曾在该机构担任研究员和所长等职务，包括印度前驻华大使任嘉德、康特、南威哲等外交以及军方退休官员。印度驻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前大使普里是“梵门阁：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的客座研究员，印度驻缅甸等国前大使巴蒂亚是该机构外交政策研究计划杰出研究员。

此外，曾担任印度农村发展部长的拉梅什是印度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前成员卡纳德在政策研究中心担任名誉教授。波蒂在2016年加入德里政策小组前曾在印度外交部任职38年。曾担任印度商务部特别秘书的安瓦尔·霍达是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的名誉讲座教授。印度前驻华大使苏理宁曾担任过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总干事。

与上述印度官员卸任后去智库任职不同，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执行理事会主席一职由现任国防部长担任，理事会成员则包括国防（部）秘书和外交（部）秘书等首席文官。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在该国政府制定包括核武器、军事开支、对印度的常规和非常规威胁等在内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龙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印度政界和智库之间的“旋转门”现象十分明显，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1965年成立的印度防务研究与分析所等都是由政府官员和学界研究者共同组成的。印度一些现任的政府官员也会直接参与智库的研究与决策环节，甚至发挥领导和决定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智库学界与政界的融合性比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更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