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婧涵

要对话不要对抗，这才是外交之道。

2023年7月18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来访北京，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这是他四年来首次访华，也是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50余年之际再次出山的重要行动。

基辛格此行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他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对当前的国际局势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就在2023年5月27日，这位世界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亨利·基辛格，迎来了他的百岁生日。

不论政治立场如何，他的人生经历，无疑是充满了传奇、权谋和争议。他是当今美国最年长的前内阁成员，也是尼克松内阁中唯一的幸存者。他依然活跃在美国政界学界，接受媒体采访，招待朋友到访，对乌克兰危机、中美关系的未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前不久，当整个西方世界的对抗情绪已近高点时，他说，美国不要曲解中国的雄心，“人类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和中国能否和平相处，但两国已走上相互冲突的道路”。

此次来华，基辛格表示，美中两国都有能力影响世界，美中保持稳定关系，事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人类福祉。无论如何困难，双方都应平等相待，保持接触，试图孤立或隔绝另一方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此访是作为中国的朋友而来”

7月18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北京会见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2023年7月18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图片来源：中央电视台）

与李尚福会谈时，基辛格说，我此访是作为中国的朋友而来。当今世界挑战与机遇并存，美中双方应消除误解、和平共存、避免对抗。历史和实践不断证明，美中任何一方都承担不起把对方作为对手的代价。如果两国发生战争，不会给两国人民带来任何有意义的结果。

几十年来，基辛格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重要积极贡献，中方多次亲切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基辛格本人就访华身份、立场进行强调，此前非常少见。

此次会见基辛格还表示，认识和处理好美中关系，特别是扭转当前困难局面，需要宽广的思维和历史哲学的思辨，需要双方拿出智慧，通力合作、共同发展，两军应该加强沟通，尽全力为两国关系发展创造积极成果，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7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202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图片来源：外交部网站）

王毅表示，博士为中美关系破冰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中方珍视同老朋友建立的友谊。中国对美政策保持高度连续性，根本遵循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条是管根本的，也是管长远的，是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中国的发展有强大内生动力和必然历史逻辑，试图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围堵遏制中国更是做不到的。美国对华政策需要基辛格式的外交智慧，需要尼克松式的政治勇气。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一个中国是台湾问题最根本的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上海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必须恪守。如果美方真心希望台海稳定，就应该用行动明确公开反对“台独”，与“台独”分裂行径划清界限。

基辛格表示，美中两国都有能力影响世界，美中保持稳定关系，事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人类福祉。

无论如何困难，双方都应平等相待，保持接触，试图孤立或隔绝另一方都是不可接受的。

一个中国是美国在《上海公报》中作出的严肃承诺，相信不会被动摇或背弃。自己虽不担任公职，但关心美中关系，支持近期双方致力于改善关系的努力。

近期，基辛格多次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现状的担忧。

据环球网报道，6月15日，基辛格接受了彭博社专访，当被问及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时，基辛格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悲观的表态”。

基辛格坦言，中美两国已经站在了悬崖顶上，他不确定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有什么结果，唯一知道的是，如果中美爆发军事冲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根本不存在胜利者，“获胜的一方必须要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

要对话不要对抗

在中美关系中，基辛格扮演了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外交家、学者、作家、顾问等多重身份的集合体，也是一位跨越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影响世界政治走向的重要人物。

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外交作用，卸任后仍定期访问中国并会见中国官员，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建议和倡导。

1971年7月，基辛格是访华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先后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长达17个小时的会谈，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华铺平了道路。

对此，周恩来曾评价：“中美两国的关系在中断22年之后，就要揭开新的一章……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尼克松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基辛格帮他完成的与中国的外交，是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尼克松访华纪录片》第5集：《基辛格会见周恩来》

基辛格也是《上海公报》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为中美关系建立了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他是1979年1月中美建交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为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基辛格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继续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他多次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深入和友好的交流，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和观点。

他在多个场合发表了有关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演讲和文章，为增进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提供了思想和倡议。

被称为“西方最重要的中国对话者”，他于2012年出版了著作《论中国》。上至美国总统，下至私营企业，都纷纷向他咨询一个问题：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对此，基辛格从未忽视中美所走过的并行道路可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今天他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很精明地决心与我们合作，但到了那一天，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决心和精明才干与我们对抗。”

“但我还是认为，我的政治生活中得意之笔是：当政治家们总想通过不断的努力，摆脱那种狭隘的见地而取得某种持久的成果时，我能和一位伟人一起努力，在顷刻之间就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虽然从无情的历史角度衡量，这只是短暂的片刻。”基辛格在个人回忆录《白宫岁月》里写道。

历史记住了基辛格，他也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地时间2022年9月1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基辛格。

考虑到当时的中美关系，王毅表示，2022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中美应该认真总结好50年交往的有益经验。

中国对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美方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执意把中国视作最主要对手和长期挑战，一些人甚至把中美交往成功的故事描绘成失败的叙事，这既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自己。

基辛格回顾了当年同中国领导人达成“上海公报”的历史经纬，表示应充分认识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美中之间要对话而不要对抗，应打造和平共处的双边关系。

要对话不要对抗，这才是外交之道。

“人工智能将重塑全球安全和世界秩序”

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基辛格用自己的历史智慧洞察到了人类正面临的一场巨大的危机。

历史对他而言永远珍贵：现在虽然不会完全照搬过去，但必定与过去有所类似，因此，未来也必定如此……

基辛格敬畏历史胜过敬畏理论，因为其中藏着他至高理想的终极答案——人类和平。

基辛格

今年4月，基辛格与《经济学人》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基辛格表示出了对中美两国围绕科技和经济领先地位日益激烈竞争的担忧。他认为，人工智能将在五年内成为安全领域的关键因素，其颠覆性潜力堪比活字印刷术。

“我们生活在一个破坏性空前的世界中”，基辛格警告道。尽管原则上人类要介入机器学习的反馈循环，但人工智能还是可能成为全自动的、不可阻挡的武器。

基辛格一直非常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他曾经说过“搞技术的人关心的是应用，我关心的是影响”。

基辛格在最新著作《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中提出，人工智能将重塑全球安全和世界秩序，并对人工智能发展对个体和人类自我身份认同的冲击进行了反思。

基辛格认为，人工智能将为战争带来新的变数：

“各国正在悄无声息地，有时是试探性地，但又确凿无疑地发展和部署那些对各种军事能力的战略行动均有所促进的人工智能，这对安全政策可能产生革命性影响。

战争一直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领域，但人工智能进入这个领域将为其带来新的变数。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将通过扩大现有武器类别的打击能力来改变行为者的战略和战术选择。人工智能不仅能使常规武器瞄得更精准，还能使它们以新的、非常规的方式进行瞄准，比如（至少在理论上）瞄准某个特定的个人或物体，而不是某个地点。通过研究大量信息，人工智能网络武器可以学习如何渗透防御，而不需要人类帮它们发现可以利用的软件漏洞。同样，人工智能也可以用于防御，在漏洞被利用之前定位并修复它们。但由于攻击者可以选择目标而防御者不能，人工智能即使未必让进攻方战无不胜，也可令其占得先机。

如果一个国家面对的对手已经训练人工智能来驾驶飞机、独立做出瞄准的决策并开火，那么采用这种技术将在战术、战略或诉诸升级战争规模（甚至是核战）的意愿方面产生什么变化？

人工智能开辟了信息空间能力的新视野，包括虚假信息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创造大量似是而非的虚假信息。人工智能推波助澜的信息战和心理战，包括使用伪造的人物、图片、视频和演讲，无时无刻不在暴露出当今社会令人不安的新弱点，尤其是在自由社会。广泛转发的示威活动配上了看似真实的图片和视频，里面的公众人物发表着他们从未真正说过的言论。从理论上讲，人工智能可以决定将这些由人工智能合成的内容以最有效的方式传递给人们，使其符合人们的偏见和期望。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合成形象被对手操纵，以制造不和或发布误导性的指令，公众（甚至其他政府和官员）会及时识破这种骗局吗？”

他强调，要在灾难真正发生之前行动：

“各个主要的技术先进国家都需要明白，它们正处于战略转型的门槛上，这种转型与当年核武器的出现同等重要，但影响将更加多样化、分散化和不可预测。每个正在扩展人工智能前沿的社会都应致力于成立一个国家层面的机构，来考量人工智能的防御和安全，并在影响人工智能创建和部署的各个部门之间建立桥梁。这个机构应被赋予两项职能：确保维持本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力，同时协调研究如何防止或至少限制不必要的冲突升级或危机。在此基础上，与盟友和对手进行某种形式的谈判将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要对这一方向进行探索，那么世界两大人工智能强国——美国和中国——就必须接受这一现实。两国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两国竞争的新阶段可能会出现何种形式的竞赛，两国仍应该寻求达成一项共识，即不会同对方打一场前沿技术战争。双方政府可以委托某个团队或高级官员负责监督，并直接向领导人报告潜在的危险，以及如何避免这些危险。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应该对长期以来的战略逻辑进行调整。在灾难真正发生之前，我们需要克服，或者至少是遏制这种自动化的驱向。我们必须防止运行速度比人类决策者更快的人工智能做出一些具有战略后果的、不可挽回的行为。防御力量的自动化，必须在不放弃人类控制的基本前提下去实施。

当代领导人可以通过将常规能力、核能力、网络能力和人工智能能力广泛而动态地结合在一起，来实现控制武器装备的六大任务。

第一，对抗和敌对国家的领导人必须准备定期开展相互对话，讨论他们都想要避免的战争形式，就像他们的前任在冷战期间所做的那样。为对此有所助力，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围绕它们认为共同的、固有的和不可侵犯的利益与价值观组织起来，这些利益和价值观包括在冷战结束时及冷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的经验。

第二，必须对核战略的未解难题给予新的关注，并认识到其本质正是人类在战略、技术和道德方面遭遇的巨大挑战之一。几十年来，对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化为焦土的记忆迫使人们认识到核问题的不寻常性和严峻程度。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2018年对国会所说：“我担心人们已经失去了那种恐惧感。”拥核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他们有责任共同努力，以防止灾难的发生。

第三，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大国应该努力界定其理论和限制（即使其所有方面均未被公开），并找出自身理论与竞争大国之间的关联点。如果我们的意图是威慑而非使用，是和平而非冲突，是有限冲突而非普遍冲突，就需要以反映网络和人工智能独特层面的措辞来重新理解和定义这些术语。

第四，拥核国家应承诺对其指挥控制系统和早期预警系统进行内部检查。这类失效保护检查应确定检查步骤，以加强对网络威胁和在未经授权、疏忽或意外情况下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行为的防范。这些检查还应包括排除对核指挥控制系统或早期预警系统相关设施的网络攻击的选项。

第五，世界各国，特别是技术强国，应制定强有力和可接受的方法，在紧张局势加剧和极端情况下尽量延长决策时间。这应该是一个共同的概念性目标，特别是在竞争对手之间，它可以将控制不稳定性和建立共同安全所需的步骤（既有当前的，也有长期的）联系起来。在危机中，人类必须对是否使用先进武器承担最终责任。特别是竞争对手间应该努力就一种机制达成一致，以确保那些可能不可撤销的决定是以有助于人类对其加以思考并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式做出的。

第六，主要的人工智能大国应该考虑如何限制军事化人工智能的继续扩散，或者依靠外交手段与武力威胁，开展系统性的防扩散工作。那些野心勃勃地想要将技术用于不可接受的破坏性目的的技术收购者会是谁？有哪些特定的人工智能武器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谁来确保这条红线不被逾越？老牌的核大国探索过这种防核扩散概念，结果成败参半。如果一种具有颠覆性和潜在破坏性的新技术被用于武装世界上怀有最强烈敌意或道德上最不受约束的政府的军队，那么战略均势可能难以实现，冲突也可能无法控制。

由于大多数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军民两用特性，我们有责任在这场技术研发竞赛中保持领先。但这也同样迫使我们去理解它的局限性。等到危机来临才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就为时已晚了。一旦在军事冲突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响应速度之快，几乎注定它将以比外交手段更快的速度产生结果。大国之间必须就网络和人工智能武器展开讨论，哪怕只是为了形成一套共同的战略概念话语，以及感知彼此的红线。

要在最具破坏性的能力上实现相互制约，绝不能等到悲剧发生再去亡羊补牢。当人类开始在创造新的、不断演化的、拥有智能的武器方面展开竞争时，历史不会原谅任何对此设限的失败。在人工智能时代，对国家优势的持久追求，仍须以捍卫人类伦理为前提。”

基辛格的论述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自有记载的人类历史起，安全始终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追求的最低目标。

“主要大国不应等到危机发生才开始就这些演变的战略、学说和道德影响展开对话。如果它们对此坐视不理，影响将是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