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应该避免如下的战略：在通过一系列可展示的步骤重建信任、为双边关系打造足够稳定的压舱石之前，建立新的交流机制，包括减少风险与加强战略性对话的新措施等努力都不会奏效。

为了减轻政治毒化氛围的影响，一些棘手的关切需要得到解决。美方清单中排在前列的就是结束中国在芬太尼贸易中的作用。这对北京来说并非一个成本高昂的问题，而且也会对美国的公众舆论产生正面影响，且向美国国会展示通过外交取得的成就。而拜登政府可能需要（至少暂时性地）取消此前对中国企业与官员的制裁。中国也可能会将这个问题与美国在台海问题、科技产业问题上的行动联系起来。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金融稳定，最直接的事项包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私营部门协调，管控非洲与其他低收入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这也是耶伦寻求访华的主要原因。全球的低收入国家必须在2023年内偿还350亿美元的债务，而其中35%是欠中国的债务。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在债务问题上的单方面行动阻碍了他们提供债务豁免的努力。

在乌克兰问题上，拜登政府正重新考虑如何看待中国的作用，如果双方能够实现合作，将会产生不小的政治影响。虽然美国拒绝了中国在2月份提出的关于乌克兰问题政治解决的12点主张立场文件，乌克兰总统弗罗基米尔·泽连斯基却积极地看待中方提出反对使用核武器、呼吁保障核电站安全并承诺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等主张。中国与乌克兰政府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对话管道。作为重要的贷款国，中国与西方合作而不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参与乌克兰的重建，应该成为中美对话所争取的方向。

中美其他潜在的重要议题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设立国际规则——涉及关键的道德原则，中国《人工智能白皮书（2022）》的表述与美国的主张有重叠之处。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共同规则，双方可能会陷入毫无底线的竞争。至于贸易问题，根据中美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签署的贸易协定完成采购指标，并澄清关于电动车、电池技术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贸易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在双方面临共同威胁的紧迫问题上合作：拥挤的近地轨道上的太空碎片，对当代通信基础设施关键组成部分的卫星构成威胁。当然，还有时刻萦绕着的气候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