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翔认为，从性质上来看，美国债务危机根本原因在于财政上“寅吃卯粮”、透支未来，但由于美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在国际金融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的债务危机具有巨大的外溢性影响，可能“引爆”全球金融风险；而债务上限危机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危机，它反映出党争极化状态下，美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被党派利益所裹挟。美国1917年设立债务上限的初衷是为了通过权力制衡来避免开支无度，但如今泾渭分明的党派斗争却使得“权力制衡”扭曲为“权力对攻”，美国在两党的互相要挟中不断提高债务上限，让债务数额快速膨胀，最终陷入过度透支状态。

“没有政客敢得罪美国军工复合体”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近日撰文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2000年为3.5万亿美元，约为当年35%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2年时债务膨胀至24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5%。他算了一笔账：如果联邦政府的债务像2000年那样维持在GDP的35%左右，那么今天的债务数字应该只有9万亿美元，而不是24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凭空制造出额外的15万亿美元债务，主要是对发动战争和增加国防开支成瘾。布朗大学沃特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的统计显示，2001至2022财年，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从叙利亚到利比亚，再到今天的乌克兰，美国用于发动或投入各种战争的开支达到惊人的8万亿美元，超过15万亿美元额外债务的一半，其余的一半与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和新冠疫情有关。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问题专家张腾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对外干预或者说对外战争行为“上瘾”的国家，它往往采取武力、暴力干涉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利益，这一过程自然“养肥”了该国的军工复合体。他认为，军工复合体的力量已渗透至美国政治的方方面面。在每次大选中，重要的军工企业都为两党候选人提供大量的竞选资助，所以任何一党的候选人上台后，都会迎合前者的需求。这种扭曲的现象使得美国尽管反复深陷债务危机，却很少会采取削减国防开支的手段来应对。张腾军表示，美国任何一个政客都不敢得罪军工复合体，因为这对政客未来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所以这必然会导致社会福利、民众福利成为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