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科克指出，“希腊人和十六世纪的欧洲人都不认为自己是‘西方人’”，“西方”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于法国社会学家孔德1848年的著作《西方共和国》。这和3000多年前就有“宅兹中国”铭文的中华文明怎么能比？

换言之，没有这种悠久原生态文明渊源的西方，仅仅靠所谓共同价值观联系起来的西方“政治文明”，面对基于自己原生态文明衍生发展而形成的“文明型国家”，似乎显得更为脆弱与涣散。这在俄乌冲突中得到体现，俄罗斯国家和民众的凝聚力远远大于西方，这也在14亿中国人追求国家统一的强大意志和凝聚力中得到体现。

也有西方学者指出“文明型国家”话语不同于过去流行过的粗糙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它“吸引了世界上的各种非自由主义者”，并对西方左右两翼都产生影响：对于那些将自由资本主义等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左翼，包括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文明型国家看起来更像“一种立足于本土（文化）的自我主张”；而对于那些将自由主义与过度自我放纵和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右翼来说，文明型国家似乎是“对抗文化堕落、坚定捍卫传统的守护者”。

2020年1月，《经济学人》在欧洲专栏刊文称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而21世纪将会成为“文明型国家”的世纪。文章指出欧洲已经“不得不放弃普世主义，放弃其向外输出普世价值的布道者的角色”。

2021年，匈牙利学者埃盖迪（Gergely Egedy）发表了一篇研究“文明型国家”研究论文，表示“我们需要认清现实，西方已别无选择，现在是时候宣称放弃普世价值、全力保护我们自己独特文化传承的时候了”。

看来“文明型国家”话语的崛起已经搅乱了西方自由主义话语，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西方长期主张的所谓“普世价值”，使西方内部白左、白右之间的“文化战争”更加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