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方选举政治的缺陷使然，“白左”与“白右”的矛盾日益恶化。这种局面导致不少西方人士呼吁重构西方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建设文明共同体乃至文明型国家。从偏右翼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到中间派的代表马克龙，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样的思路。

当然，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使然，西方许多人对于非西方世界兴起的“文明型国家”话语一直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

《金融时报》资深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就认为“文明型国家”是文明例外论，抨击它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危害。2019年3月4日，他在《金融时报》以“中国、印度和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为题发文，认为文明型国家天然具有排他性，放弃“民族国家”而选择“文明型国家”将会造成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文明内部的倾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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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围绕“文明型国家”争辩的一个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文明型国家”话语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解构，引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困境的反思。

英国资深学者克里斯托佛•科克公开承认，“西方已经没有资格为他国打造普世价值了，甚至可能连为自己打造都做不到了。”布鲁诺•马塞斯更是明确指出，“西方所追求的世界文明或普遍文明业已崩溃……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观以前很少受到挑战，过去‘第三世界’几乎完全认同它们，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西方今天放弃所谓的“普世价值”，转而回到自己的“文明”，但究竟有没有西方国家都能接受的西方文明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一般公认现在西方世界还没有“文明型国家”，亨廷顿当年预测的是同一文明内的一批国家与另一文明内的一批国家发生冲突，而没有预想到“一个现代国家等于一种文明”的“文明型国家”正在与西方世界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