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型国家”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它对西方“民族国家”观念是一种“范式解构”和“降维打击”。我在《中国震撼》一书中是这样论述的：

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文明型国家”，我们倒是可以回头来看看西方的观念，看看所谓由传统的“文明-国家”进入“民族-国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这种西方观念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这种观念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国家不停地分裂，越分越小，每次分裂都会造成许多流血冲突。且不提历史上数百年的厮杀，单是过去数十年中发生的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今天印度内部纷乱不断的情况，某种程度上都反映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偏执性。

我还指出：“欧盟推动欧洲国家的整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型国家’的一种尝试”。换言之，我们从一种比西方“民族国家”更高的国家形态来审视西方国家，对它们的困境表示同情。我说：

“欧洲整合谈何容易，毕竟欧洲已经分裂了上千年。欧洲整合也已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但其整体实力还是面临严峻挑战。如果欧洲国家无法真正联合起来，欧洲的总体衰退的命运将难以扭转。所以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感到自豪。”

今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也发现西方理论与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些谈话中已流露出对“文明型国家”的羡慕，毕竟他面对的是小国林立、互相争吵、一体化前途堪忧的欧洲。在2019年举行的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马克龙指出：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这些新兴经济体不仅是经济强国，如一些人所述，他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文明型国家’……他们确实扰乱了我们的国际秩序，影响着经济秩序，重塑着政治秩序。……但他们比今天的欧洲人具有更多的政治灵感，他们有一套我们欧洲人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的真正的逻辑、哲学和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