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美国社会层面有着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智库群体，其中的涉华部门有着较多对中国认识比较深入且政策建议较为平衡理性的专家学者。但就政策影响力而言，那些迎合对华竞争对抗口味、立场激进且意识形态偏见浓厚的智库或专家现在显然更加突出一些。当前美国国内的涉华舆论和政治氛围，已使那些倾向于务实灵活处理对华事务的智库或专家边缘化，仗义执言者更是少之又少，其影响力也不足以引起相关政策讨论甚或舆论逆转。

  这种背景下，美国涉华议题的讨论已失去起码的底线，政治及政策讨论领域，一些铆足了劲扭曲中国意图、诋毁中国政治和对外行为的“中国专家”大行其道。在拜登政府各个部门争相设立“中国工作组”的背景下，这类“中国问题专家”都快不够用了。特朗普政府对智库和专家的轻视甚至蔑视，曾使不少智库在政策领域处境尴尬，它们在涉华议题上的影响力急剧下降。拜登政府重视吸纳智库专家意见，但却一时很难改变涉华议题讨论的舆论和政府内部“逢中必反”的氛围，其倚重的智库或专家大多流于“鹦鹉学舌”，主要工作变成了诠释前任遗留下来的对华病态政策。这不能不说是这个“专家”群体在当今美国涉华政策规划实施中面临的一个巨大讽刺。这些人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推出理性和创新观念的能力甚至意愿。

  第三，当下在美国政策领域较具影响力的涉华问题专家，大多缺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了解和起码尊重，而是侧重以西方理论或数据模型等来分析看待中国对外行为和观念，甚至将当前中国行为与历史文化硬性割裂开来，这导致他们既不能准确理解和预测中国对外行为，也很难有意识地纠正美国决策者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短视。

  就职业操守和现实表现而言，当下美国相当数量的“中国问题专家”投机性和迎合性过于浓厚，的确无法与费正清、鲍大可、傅高义、兰普顿等前辈专家相比。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美国较多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有着对中国历史文化与政治传统相当系统的了解，其与中国接触合作的主张历经美国国内政治动荡始终如一。在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过程中，他们面向美国社会民众对中国行为进行分析解读，这对改善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辩论的氛围也起到积极作用。但当前活跃于美国政策圈或智库的年轻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中，很多人对中国的了解欠“深沉”，涉华判断与解释也过于“快餐化”，这大概与近20年来美国政治与社会弥漫着的浮躁和分裂氛围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