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于中国，美方这种“灵活性”的本质，是一种让步性的否认。就像那句话，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美国刻意而为之的模糊性，代表了试图操纵两岸关系的一种根本性的恶意。美国政府通过“模糊”战略将“台湾牌”抓在手中，待价而沽，如果中国在与美国的国际博弈中作出让步，则这种“模糊”便会转变为某种“善意”，美国会进一步疏远台湾，甚至在大陆和台湾的统一问题上扮演某种积极角色；反之，则会毫不犹豫地转变为某种刺向中国的恶意。

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就阐释得非常清楚：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事实上是与中国进行谈判的筹码，以台湾为棋子，为美国在朝核、南海、经贸等议题上取得博弈优势。特朗普表示，历届美国政府都充分理解一个中国原则，但除非能和中国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否则美国不会接受这一点的约束。

六年过去了，随着美国完成从奥巴马执政末期的“对华接触与遏制相结合”，到特朗普、拜登时代的“全面对华竞争”甚至是“全面遏制”，我们不应该假定美国仍然遵循着不变的思路打“台湾牌”。肆无忌惮的恶意背后，不仅是一种频次问题，更是美国从模糊战略向系统性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底线过程中的切换，我完全相信未来美国政府会打出更为频密，同时更加没有底线的“台湾牌”。

但另一方面，或许这背后体现的，也是美国的战略焦虑。不断升级挑衅手段固然可恶，与此同时透露出的潜台词，却也是美国对华博弈的筹码已然捉襟见肘，堂堂之阵不可为，便只好往下三路招呼。随着中国大陆牢牢掌握在台海问题上的绝对军事主动权，随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逐渐由抵近部署、战略扩张转向战略收缩，美国分外迫切地希望刺激中国大陆早日“摊牌”，因为正如美国战略学家卡普兰曾言，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美国眼花缭乱的外交政策背后，是军事硬实力，但10年、20年，当美国不再具备对中国压倒性的军事硬实力之后，美国在台湾问题，西太平洋问题，乃至是整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善意也好，模糊也好，恶意也罢，又还有多大的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