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何应对来自美英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外交掣肘，是欧盟构建欧洲安全机制的首要问题。过去5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时期美国对欧政策，深深地刺激了欧盟战略界的神经。后西方时代的到来，迫使欧盟必须重新思考美欧双边关系的根本性质与发展方向。就此而言，深刻理解德法主导的欧陆文明与英美主导的盎格鲁-撒克逊海洋文明在生存原则上的根本差异，就显得尤为重要。构建应对国际新格局的欧洲安全新架构，是当下欧盟最为急要的战略任务。

有鉴于此，欧盟必须切实强化独立自主的战略意识，针对潜在的地缘政治与地区安全危机，构建基于欧洲历史与现实双重因素的战略架构与解决方案。冷战结束已经30年了，欧洲政治文化中“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始终没有退出欧洲主流政治话语。然而，在冷战叙事主导的北约安全机制下，盟友往往成为损友，欧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背锅侠。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国化，导致政治常识居然成为欧盟对外政策的稀缺资源。

北约，欧洲安全新架构的绊脚石

就俄乌冲突而言，俄罗斯不仅是欧盟搬不走的邻居，还为欧盟能源基础与民生物资提供了根本保障。尊重俄罗斯民族的核心利益诉求，努力扩大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用实际行动消弭双方的历史积怨，给欧洲一个开放的有选择的未来，难道就那么难？众所周知，欧盟是饱经战火的欧洲人民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原则下基于追求永久和平的共同目的发展而来的。令人遗憾的是，在对外政策领域，欧盟的和平共存理念还有待加强。本世纪以来，欧盟在关乎自我切身利益的对外政策中，始终追随美国的步伐，还不得不为美式霸权埋单，诸如此类的战略错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