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统计数字庞大，但需要考虑的变量较少，相比之下，贸易政策制定需要的数据支持就复杂得多。由于国内就业与和进口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关于进口和就业的数据来自推演，因此从中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带有误导性的。

2020年1月21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工作人员在阿拉斯加的托克苏克贝工作，托克苏克贝是美国阿拉斯加白令海边一个小渔村，是美国历次人口普查的第一站。

近20年来，美国人的失业可能并非是由产业空心化导致的，制造业回流也不一定能带来大量就业岗位，因为生产扩张和就业增加之间的关联在减弱。

所以，即使美国从政策上推动制造业回流，落脚点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竞争力，而不是保障一些已经被淘汰了的低技术岗位的就业。有研究认为在2000年到2010年间，美国制造业流失的工作岗位中有87%是由生产率提高造成的，只有13%是由贸易导致的。

其实，这里面的门道美国人也都清楚，不改变外贸政策的背后还是出于对利益集团妥协的政治考量，而不是满足经济诉求。

毕竟发起贸易战，限制进口的好处高度集中在少数生产商那里，他们有强大的动力组织和支持限制政策。限制进口政策的成本则由大量客户分担，他们组织和反对限制进口政策的动力就要弱得多。

针对这种情况，著名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就指出：“保护主义措施给少数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却让为数众多的消费者每人都承受了很小的损失。”

而且，进口限制政策一旦实施就很难取消。削减关税会给特定利益集团造成确定的损害，给其他人带来的收益却并不确定。面临巨大损失的人会为了反对政策变化而激烈斗争，远胜过潜在获利者为支持政策变化的投入程度。这就让国会议员难以投票下调关税。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欧文认为，“用反对票保护某个产业不受伤害，会比给10个产业提供帮助的赞成票更让选民铭记于心。”

美国的贸易战政策一经开启，越来越多的议员和政府都已经被政策绑架，难以脱离4年前设定的路径。

人口统计的变化还会以“冲击—反弹”的形式让政客更加努力地表演，以求让“选民铭记在心”。这种表演已经脱离了之前的政策。

比如，曾在罗斯福政府担任了12年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说过：想要缓解全球政治紧张局势，需要“公平、友好和正常的贸易关系”。“多年灾难性的经历已经造成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和破坏，这彻底证明了狭隘而盲目的极端经济孤立政策是不可信的。”

但遗憾的是，现在“狭隘而盲目的极端经济孤立政策”依旧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