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

延迟退休政策和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这是很不准确的一个说法。

历史上，中国从紧缩型生育政策走向了适度宽松的生育政策。适度宽松的生育政策走了三步，2011年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和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这促进了“十二五”后半期的出生人数的回升。

2016-2017年中国生了1700万以上的孩子，2018-2019年我们生的孩子数从1500万掉到了1400万，那么2020年，有理由相信比2019年还少。

有人说调整生育政策是为了应对老龄化，实际情况是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很有限。我的态度很简单，想单纯依靠调整生育政策来引导未来生育率走向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生育率政策是一个外生性的变量，对于降低生育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对提升生育率，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过特别成功的案例。

未来有可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或者实行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但不要指望生育政策能带给生育率有多大的回升。生育率的回升不取决于生育政策，而取决影响生育率的内生性变量。

在这样情况下，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安全生育、生育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有些人说把生育问题放到国家治理体系里面是不是太小了？生育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是个小问题。

我认为需要从4个层面去构建这个体系。

第一个是法律层面，现在是依法治国的时代，我们要修正调整与生育政策不相符法律规定。

第二要构建家庭支持的政策体系，包括一老一少从幼儿养育、教育、住房、孕产假、护理、照顾等一系列政策。比如老年人帮忙带小孩，妇女生育津贴、生育和工作的平衡关系等等。

第三是完善生殖和健康的优质服务体系，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享受到安全有效的生殖健康技术服务。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怀孕。我们现在每年的人工流产有900万人以上，中国每年才生1500万孩子。对于女性来说，做一次人工流产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还需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那些不能生的人，为孕妇提供免费的产检、孕检等等，提升整体的人口素质。

第四个方面是从政策、舆论、文化环境上，构筑有利于人们去生育而不歧视多生的环境。因为过去40多年，我们提倡的是少生优生。

这个体系构筑起来后，不会因为不生或者生得多而受到任何影响，大家能够公平地享受这个政策体系。

有了这个公共政策体系后，是不是就能够给增加小孩数量，我的回答是不确定。这个体系政策并不是要刺激生育，而是要体现生育的友好、生育的公平、生育的关怀。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即便是2025年左右，根据联合国的测算印度人口有可能超过中国，我们依然是一个人口大国。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三个不会根本改变”，对中国人口趋势判断非常精确，“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整生育政策也好，延迟退休年龄也罢，不是针对老龄化，而是国家整体发展的战略安排下，人口发展应对战略做出来的制度安排。

此外，推迟退休年龄也与应对老龄化关系不大。为什么要延迟退休年龄？我们的退休年龄政策是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男性在危险工种工作55岁退休，男职工、男干部60岁退休，女性在危险工种工作45岁退休，女职工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