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解散了拜登时代的加密货币执法工作组，高调宣布建立美国“加密货币国家储备”，这一消息直接导致WLF和政府内部人士持有的加密货币价格暴涨。此外，总统公开大力支持《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简称《GENIUS法案》），这是一项正在被众议院火速推进的稳定币立法，其核心目的是扩大USD1的规模和影响力。

虚拟货币已经从一个链上投机品，变成了觐见美国总统的“入场券”。

2025年1月，特朗普发行了一枚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迷因币。5个月后，他宣布持币排名前220位的人可以去他的高尔夫俱乐部参加晚宴。在这里，他们获得了特朗普品牌的香水、限量版“Fight Fight Fight”红色手表（零售价499美元），以及与美国总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排行榜上前29名的VIP甚至享受了一场关于海湖庄园历史的“非常、非常特别”的私人演讲。

当记者质问总统为何要出席这种迷因币大会时，总统将其包装为一种爱国义务，宣称政府正在“以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引领世界，以击败中国”。

外交、国防、公共卫生，全都可以寻租

总统在前台大赚特赚，幕僚团队也没有闲着。从外交谈判桌到五角大楼，再到公共卫生的决策核心，一场针对国家权力的全方位“变现”大戏正在上演。

美国中东特使（兼总统助理和和平任务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堪称个中翘楚。他并非职业外交官，而是一位纽约的房地产大亨，更重要的身份则是特朗普家族的商业合伙人，共同创立了“世界自由金融”。

在以特别使节的官方身份活动期间，威特科夫亲自促成了一项重大出口协议：向阿联酋出口美国AI芯片。就在协议“奇迹般”获批的同时，前文提到的20亿美元阿联酋投资也到账了。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克里斯·墨菲指出，这无异于一个外国势力向由美国中东特使和总统共同拥有的公司，直接奉上了一笔“20亿美元的银行存款”。

在国防部，金额高达1510亿美元的“美国黄金穹顶”导弹防御系统项目，被五角大楼第二号人物史蒂夫·范伯格打包给了老朋友。范伯格在进入五角大楼前，是华尔街私募股权巨头Cerberus的联合创始人兼掌门人。调查记者与国会质询揭示，在迄今为止获得“黄金穹顶”合同的公司中，至少有四家（North Wind, Stratolaunch, Red River Technology, NetCentrics Corp）是由Cerberus全资拥有或占据多数股权的。

国防部发言人辩称范伯格“不直接负责具体采购”，但负责“黄金穹顶”项目的太空军将领迈克尔·盖特莱恩直接向范伯格汇报。更讽刺的是，国防部太空政策助理部长马克·伯科维茨曾是洛克希德·马丁的副总裁，持有该公司最高达500万美元的股票并领取其两份养老金；而洛马恰好在他确认提名的前几天获得了“黄金穹顶”的另一份巨额主承包合同。

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小罗伯特·F·肯尼迪正在向公共部门开战。上任不到24小时，他便以“清除制药企业利益冲突”为借口，强行解雇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全部17名顶级独立专家成员，以及儿童疫苗咨询委员会（ACCV）至少一半的成员。肯尼迪在媒体与听证会上声称“97%的ACIP成员存在财务冲突”。

这场大清洗的真正目的，是重塑美国的“疫苗伤害补偿计划”（VICP）。国会多位议员联名致函指出，肯尼迪在进入政府前长期紧密合作并获得巨额利益的律师事务所Siri Glimstad，正是美国反疫苗及疫苗伤害诉讼领域最大的操盘手和利益方。

通过换上对现代免疫学持怀疑态度的政治盟友和反疫苗活动家，肯尼迪正在动用国家公共卫生机器，为与他关系密切的律师事务所及周边庞大的诉讼产业，创造源源不断的案源、诉讼标的与高额的索赔抽成。

不仅如此，肯尼迪还废除了卫生部在发放拨款和签订合同时必须征求公众意见的硬性要求，使得该部可以避开所有的公众审查，将大笔资金悄无声息地输送给在意识形态上结盟的团体、游说集团，或急于在放松监管的市场中牟利的私营医疗公司。

这已不再是简单的腐败，而是一场对国家机器的彻底私有化改造。

在美国，吃回扣不算受贿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高度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何能够容忍如此明目张胆的政治腐败肆意蔓延，却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司法指控或制度性纠错？

答案在于，统治精英们进行了一场长期的、系统性的、跨越世代的努力，旨在从法律和官僚制度层面上，将“腐败”彻底重新定义，甚至直接“合法化”。在一个充满了保守派盟友和企业利益代言人的司法体系的默契配合下，美国成功地“洗白”了系统性寻租行为，使最阴险的政治贿赂变得不仅合法，而且几乎不受任何监管。

这一合法化腐败的学术与法理学基石，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在2024年夏天通过“斯奈德诉美国案”（Snyder v. United States）的裁决奠定的。

该案的主角是印第安纳州波蒂奇市前市长詹姆斯·斯奈德。在其任职期间，斯奈德领导的市政府将两份总价值超110万美元的垃圾车采购合同授予了当地一家卡车公司。数月之后，在合同履行完毕的情况下，这家卡车公司向斯奈德支付了1.3万美元现金。斯奈德在法庭上辩称，这笔钱是他提供“独立咨询服务”的合法报酬。

起初，联邦检察官援引《美国法典》第18编第666条（旨在防止州和地方公职人员接受腐败付款）对斯奈德进行了指控并成功将其定罪。然而，最高法院最终以6比3的多数票推翻了这一有罪判决，确立了一个极其荒谬但对寻租者极其有利的法律区分：

他们裁定，该联邦法规仅将在公职行为发生之前、存在明确“交换条件”（quid pro quo）协议的付款定义为非法的“贿赂”（Bribes）。它并不将公职行为发生之后支付给政治家的“赏金”或“礼物”（Gratuities）视为犯罪，只要双方没有留下明确的事前交易协议。

最高法院对“事前贿赂”和“事后赏金”在法律上的严格区分，可谓是修辞学的杰作。法院假惺惺地承认受贿是“天生腐败和非法的”，但又宣称法律对“事后打赏”的处理应该“更加微妙”。

在实际操作中，斯奈德案的裁决为市、州乃至联邦级别的公职人员提供了一份极其完美、无懈可击的腐败指南。企业再也不需要冒着违反联邦法律的风险去行贿，它们只需要耐心等待，等到一项有利可图的政府采购合同、一项对企业豁免的环保法规、或者一项慷慨的税收减免政策正式落地后，再以“咨询费”、“礼物”或“政治捐献”的名义，慷慨地“打赏”那些促成此事的公职人员。

这一裁决彻底解除了联邦检察官的武装，向全美的寡头阶级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只要你们巧妙地控制好资金支付的时间顺序，美国的法律系统就会成为你们最坚固的护城河。

游说工业与选举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