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日，美军将电影中的桥段以教科书级别的样式用在了苏莱曼尼的身上，彻底挥别了“鹰爪”行动的阴霾。这场秘密行动看似是执行导弹发射任务的无人机立了头功，实则不然。美军无人机固然很先进，但让其通过红外成像传感器，识别一个刚下飞机然后就钻进汽车的人是否是苏莱曼尼，那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是通过手机等系统进行了定位，为了防止错杀，也必须有更为可靠的方式进行确认。在确认目标后，让无人机的操纵人员确认目标的地面情报人员也是关键一环。

其实早在苏莱曼尼从大马士革动身前往机场之前，他的秘密行踪就已被美国情报部门锁定了。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拦截电话通信，依靠声音频谱特征锁定了苏莱曼尼，并通过三角定位确定了他的位置，还通过社交网络拓扑标记了他随从的手机，而后又通过拦截短信息通信获取了他发给接机人员的航班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地面特工人员对这一行人员做了面对面的目视确认，并通过激光引导无人机锁定攻击目标；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负责调集卫星变轨并协助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开展图像侦察。这一个小小的战术行动就动用了至少3家的情报机构。

更难得的是，这些机构居然能够在同一时间将各种行动所必需的情报准确交付到了特种作战司令部。美国之所以有这样的实力和底气，就是因为在特种作战司令部情报局内，设有一个近千人的工作实体——联合情报行动中心。正是这个中心，协调了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的情报支援行动，将这3家机构的情报行动和情报产品转化为切切实实的暗杀行动依据，并提供给了国家决策层及其下属部队。

美军历来讲究联合作战，而基于共同的目标实现有效的联合是不同军种间形成最大合力、取得作战效能的基本途径。但就作战领域本身而言，由于军队和作战的特殊性，不同军种部队以及作战要素间基于共同作战目标最大程度联合，对于战争胜负尤为重要。美军的联合作战起步最早、历史最悠久、机制最成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不断地经受战争的检验。“空海一体战”“空地一体战”“基于效果作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网络中心战”“多域战”“全域战”，这些迭代更新的理论都是围绕着联合这一主线展开的。

从广义上讲，历史上任何阶段，各作战力量间包括同一军种内部不同兵种间的配合都可以称为联合；从狭义上讲——这也是现代作战中的联合，特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军种基于共同目标的有效配合。

进入信息化时代，得益于信息化通信和网络技术，不同作战力量间的联合程度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走向了“一体化”联合。这种联合程度上的跃升，成为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变革的重要标志，也是本次新军事变革深入发展、实现高水平跨越的核心内容。美军作为信息化时代新军事变革的引领者，率先完成了向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深度变革，其实战联合程度目前在世界上处于最高水平，也最具研究价值。

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要求各军种作战要素基于信息技术相互联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这种联结中，情报作为依托信息技术在各军种作战要素间传递的实质内容，其地位进一步凸显。它是各军种作战要素联结的黏合剂，是实现联合的基础以及向一体化转变的关键。因此，信息化战争中的情报不仅是作战制胜的核心，更是作战有效联合实现力量倍增的关键。

随着情报对作战重要性的跃升，其与作战关系日趋紧密。情报与作战的密切配合对于情报支援作战的效果以及作战能力的提升都极为重要。国内作战和情报支援领域对情报相关问题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宏观研究，但缺少对情报与作战配合的关联性具体化研究。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对高水平联合程度的要求以及对情报与作战实时同步配合的技术支持和空前要求，也带来了组织体制方面的特别需求。仅靠原有指挥机关情报参谋部门和情报生产单位协调情报和作战已是杯水车薪，需要专门起协调功能的组织机构统筹协调情报与作战配合一体。

为此，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应运而生，并经过不断的完善、发展，已经成为美军联合作战中情报与作战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效能凸显。

美军联合作战开始时间最早，发展历史最长，经验最丰富：从独立战争中陆海军共同行动的约克镇战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海空作战力量协作配合的太平洋战争，再到海湾战争中联军紧密协调的“沙漠风暴”行动，直至新世纪伊拉克战争中联军协调一致的“伊拉克自由”行动。伴随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这种整体作战也正由高技术条件下多种作战力量成体系的整体联合，向信息化条件下多种作战力量“内聚一体”效能倍增的方向进行纵深变革。可以说，美军作战经历了机械化条件下的协同作战、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作战以及信息化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三个阶段。

情报作为各阶段军种间联合的基础和关键，其与作战的配合也应各阶段不同联合程度所需，经历了从“协同”、“联合”到“一体”的发展历程。联合情报行动中心作为美军协调情报与作战的专职机构，其发展演进也应不同时期作战联合程度对情报与作战配合的相应需求，经历了早期探索、初步发展以及全面推进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机构设置和运行特点，代表了美军从组织制度层面协调情报与作战的实践历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末是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早期探索阶段。这一时期，美军仍处于机械化战争时代。为了弥补珍珠港事件中情报缺乏共享协调的不足，尼米兹上将积极整合驻夏威夷情报机构。从太平洋地区情报中心(ICP0A)的建立到1943年9月6日太平洋舰队成立珍珠港联合参谋部，太平洋地区情报中心升级成为太平洋地区联合情报中心。联合情报中心逐渐合并了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情报机构，承担起搜集、比较、评价和分发战略、战术情报的职能。自此，战区内的情报机构开始在同一领导、同一屋檐下工作，打破了之前各个情报机构一盘散沙的局面。

从海湾战争到20世纪90年代末是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初步发展阶段。为了打赢伊拉克，国防情报局在五角大楼国家军事情报中心成立了特别情报工作组，协调军地各大情报单位获取情报信息，为参联会作战与筹划部门提供直接支援，处理美军各大司令部向国家军事情报中心发送的情报需求清单。

1990年11月，战区联合军种小组(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也正式组建，作为战时情报班子开展情报支援工作。各作战力量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协作配合，紧密程度超越了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协同，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联合。美军基于联合作战以及情报作为支援作战的力量体系与作战指挥体系整体联合的需要，初步建成了常设化的情报与作战协调机构体系。该机构体系各级中心分别对应作战指挥体系各指挥层级，全面协调情报支援体系与作战指挥体系整体联合。

伊拉克战争至今是联合情报行动中心的深度推进阶段。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场高度信息化的战争，标志着信息化战争形态的深层演变，开启了美军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新阶段。美军一体化联合作战需要情报与作战高度配合，情报作为与作战同等重要的作战行动之一，需要与各阶段作战行动同步一体。美军基于情报与作战同步配合的需要，深度推进联合情报中心机构体系建设，在其基础上建立了联合情报行动中心机构体系。

该机构体系以“情报行动化”为目标，统筹情报行动与作战计划和实施同步一体。时至今日，美军已经成立了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其中北方、南方、中央、印太、欧洲、非洲六大区域性司令部把全球分了一遍，网络空间、特种作战、运输、太空、战略五大职能性司令部是指挥美军开展各类职能作战的最高指挥机关，而联合情报行动中心无疑是他们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此外，美国还以法律和条令的形式，明确了情报对作战的支援义务。根据《美国法典》第50卷《战争和国防》以及美军联合出版物《军事行动的联合与国家情报支援》《联合作战》的相关规定，各级美军部队可获取情报力量的支援，各家联合作战司令部可以快捷、全面获得盟国和本国情报力量的支援，美军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情报支援体系，其运行分层级展开，责任清晰又一体联动。

美军设置了三层“情报中心”+“作战中心”的配套支援机构，联合参谋部、作战司令部、联合特遣部队三级单位均设有这两个中心。“作战中心”向“情报中心”提出情报需求，“情报中心”通过美国军方和国家情报机构派驻在该中心的代表，向情报机构部署情报支援任务，汇聚整合各类情报，最后将情报成品提供给本级“作战中心”，而三级“情报中心”也可自下而上请求情报支援。

依照“按需”“实时”“统筹”三个原则，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全天候、高效地开展着情报支援工作。“按需”是指情报支援必须以作战指挥官的需求为中心，“情报中心”应“按照适合作战指挥官情报需求的最佳方式组建”；情报参谋应预先判断和全面了解作战部队的情报需求，根据需求的优先等级和作战行动的特殊需求，针对性提供情报产品;作战人员可以要求获得现有情报，也可以要求安排新的情报搜集和生产行动。

“实时”是因为美军作战力量全球部署，作战行动瞬时即发，情报支援必须是全球可达、实时获取，美军当前主要依靠联合全球情报通信系统(JWICS)、联合可部署情报支援系统(JDISS)等网络系统来满足这一要求。“统筹”是指统筹协调情报与作战，一方面可使情报对作战的支援达到最佳程度，另一方面可避免火力损害情报搜集手段与来源。

（本书作者荣杰，北京某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美国文化研究和教学工作。韦思丛，现任解放军某部参谋，主要从事美国研究。朱砚卿，现任解放军某部参谋，主要从事美国研究和军情研究。海祥，国际关系学者，主要从事外国军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