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仁子提到一个插曲：在一次联合会议中，一名年轻委员质疑整个流程并呼吁在2024年12月就更具雄心的目标进行讨论，这意外引发了热烈辩论。有委员称终于能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了，但一周后，由时任首相石破茂主持的两场内阁会议迅速原样批准了相关草案。平田仁子称，在整个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产业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委员会自下而上的结构让化石行业代表得以积极参与并强力维护其利益。

除了政策制定机制的问题，日本固有的经济结构也为能源转型设置了障碍。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学者王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钢铁、汽车等大型传统产业在日本经济和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日本工业碳排放的大户。这些行业的转型需要巨额投资和颠覆性改变，导致日本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倾向于选择更保守、渐进式的转型路径，如推广混动汽车而非纯电动汽车，推广氨混烧而非直接淘汰燃煤。王佳认为，总体上，日本的能源转型政策看上去是有目标、有行动的，但其路径选择被国际环保团体认为是不够积极，甚至是具有误导性的。

“有缺陷的能源计划威胁全球气候目标”

1997年12月11日，经过长时间谈判，《京都议定书》在日本京都诞生，成为迈向《巴黎协定》的重要一步。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报道，议定书设定了第一承诺期减排指标，要求在2008—2012年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5.2%。1997年担任联合国气变大会东道主的日本，将这份议定书誉为历史性突破，因为它首次为发达国家设立了强制减排目标。

“日本的气候与能源政策未能承继京都遗产。”英国《卫报》这样写道。平田仁子表示，可再生能源在契合日本“S+3E”（安全性+能源安全、经济效率、环境保护）能源政策核心原则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太阳能和风能有助于减少化石燃料进口、缓解燃料价格波动并改善贸易平衡。她强调，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正急剧下降，甚至已经低于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发电成本，且是经过验证、可快速部署的脱碳技术。然而，尽管优势明显，日本政府的叙事却长期聚焦于可再生能源的供应不稳定、地方反对等负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