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众议院11日通过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项总额高达8950亿美元的法案预计将于下周在参议院进行审议，获通过后即可送交总统拜登签署成法。新财年的国防开支要批下来了，美国防部的军费旧账却还没算清楚。据美媒报道，因无法对8240多亿美元的预算进行全面报账，美国防部今年再次没能通过年度审计。也就是说，自2018年首次被要求履行接受审计的法律义务以来，五角大楼至今还未通过任何一次审计，连一些美国议员都说美国防部“应该感到汗颜”。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和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拉马斯瓦米已经公布下届政府“政府效率部”改革美国联邦政府的计划，其中包括大规模裁减联邦机构、削减相关补贴等。加之2024年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等其他消息“加持”，有关华盛顿未来是否会将加大财务审计、提高行政效率等措施的覆盖面延伸到美国军费支出，引发越来越多关注。

二战结束至今近80年来，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权力不断扩张，部门机构随之叠床架屋、严重膨胀，同时也日渐陷入效率低下的怪圈：一方面，节节攀升的财政赤字意味着来自美国纳税人的大量资金被消耗，“国债钟”上与日俱增的数字致使联邦政府不止一次停摆；另一方面，联邦政府治理效率并未与财政支出形成“正相关性”，无论医改方案的推进还是“再工业化”战略部署，都在国内被批低效。

政府效率改革在美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某种“任务体制”的当代版本。无论二战时为将民用工业生产能力转化为军工实力而设立的“战时生产局”，还是“斯普特尼克”时刻后为应对苏联航天军工产业挑战而成立的“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DARPA）等，都具有破解美国联邦政府运行效率问题的“任务体制”特征。如果这是如今美国联邦政府效率以及财政支出改革呼声再起的“历史背景”，那么这个逻辑继续往后延伸，就将不可避免地导向美国军费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