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必须指出，基辛格作为极度信奉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大师，同样毁誉参半，争议与责难一生随行。比如，外交揭秘文档显示，基辛格在国务卿任内曾当面直陈，劝阻福特总统不要在白宫见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以免影响当时本已十分危机四伏的美苏关系。基辛格的原话是，“哪怕犹太人在苏联被关进毒气室，这也不应是美国的优先关切”。档案一出，舆论大哗，美国声量极大的犹太人组织，更炮轰这是基辛格作为犹太人，背叛了整个种族。奥巴马在总统任内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也指责美国在越战期间，向柬埔寨、老挝投下的炸弹，甚至超越了美军二战在欧洲主战场的投弹数，很明显，奥巴马把越战外溢升级全面拉长的总账，记到了基辛格头上。

至于我个人，我最钦佩最受激励的，无疑是老人终其一生迸发的巨大创造力与生命热情，以100岁高龄，基辛格还能够跨洋飞行，上欧洲，访亚洲，并且仍能在殿堂之上，向最高决策者提供洞见观瞻。毫不夸张地说，这位老人永远在思考，永远在输出。在人生最后阶段，他的头号关切是人工智能，仍在为全人类的未来深切思考。就在上月，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刊出他与哈佛大学名教授艾利森的合署文章，The Path to AI Arms Control，通向人工智能军控之路。艾利森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说的首倡者，两位战略大家警告，美中两国必须在人工智能军控领域合作，坚决防止人工智能彻底掌控接管核武的大灾难发生。我不知道，基辛格老人在生命最后一刻，有没有关注到中美元首在加州斐洛里庄园会晤中，就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所达成的共识行动，我想，这大概是他最乐见的重要进展。 (责任编辑：傅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