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危机是外部制裁与内部治理失当长期累积的结果。美国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成为压垮伊朗经济的关键因素。作为石油出口大国，伊朗的石油贸易和国际结算通道被切断，核心财源受到严重打击。2025年6月与以色列的短暂冲突不仅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还破坏了关键基础设施。美国借机再度追加制裁，使本已脆弱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形成了“制裁加剧动荡，动荡引来更多制裁”的恶性循环。

在内部层面，伊朗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过度依赖石油产业，该产业对GDP贡献率达16%，但制造业和农业发展滞后，大量生活物资和工业原料依赖进口。货币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大幅上升，推高国内物价，形成“贬值—通胀—再贬值”的致命循环。此外，政府长期靠央行印钱弥补财政缺口，导致货币超发严重，2020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涨幅达31.3%，为今日的货币崩盘埋下了隐患。

民生急剧恶化成为抗议爆发的直接导火索。12月29日，德黑兰大巴扎的商贩因汇率暴跌导致经营无以为继，率先关闭店铺走上街头抗议。随后抗议浪潮迅速蔓延至南部凯什姆岛、西部哈梅丹等多个城市。最初的诉求集中在稳定汇率和控制物价，但随着局势升级，民众的不满逐渐转向深层的政治诉求。德黑兰哈杰·纳西尔大学的学生高举“自由与平等”的标语，抗议对个人自由的压制，部分抗议者甚至喊出激进口号，呼吁流亡海外的王储回归，反对现政权支持境外武装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