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德外长会谈中，王毅指出：“与德国不同，日本战后80年来仍未彻底反省侵略历史。”这句话不仅反映了外交立场，也基于两国在战后处理、社会认知及国际行为上的实际差异。这种差异对当今地区安全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战后，德国通过构建“记忆文化”来反思历史，而日本则在历史修正主义中徘徊。制度清算方面，德国从法律和政治体系上彻底清除了纳粹残余，纽伦堡审判开创了国际法律程序清算战争罪行的先河，判决书明确了“侵略罪”“反人类罪”等罪名。德国《基本法》废除纳粹法统，宪法法院将否认大屠杀的言论定为犯罪，封堵了历史修正主义的空间。相比之下，日本的战后处理充满妥协，东京审判虽判处7名甲级战犯死刑，但大量战犯未被追责，甚至重返政坛。如今靖国神社仍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现职领导人频繁参拜，这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教育方面，德国将历史反省融入国民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中小学课程中纳粹大屠杀是必修课，学生参观集中营遗址，与幸存者交流。全国建有超过200座二战纪念馆，举办主题展览，制作影片让年轻人直观感受历史，形成了全民共识的“记忆文化”。而日本的历史教育却在“淡化与美化”中摇摆，教科书多次修改侵略表述，删除关键史实。日本二战博物馆多聚焦广岛、长崎核爆的“受害者叙事”，对侵略罪行轻描淡写，导致许多年轻人对本国侵略历史认知模糊。

国际行为方面，德国用实际行动弥补历史罪责，勃兰特华沙之跪道歉，设立“记忆与和解基金”赔偿受害者，坚持多边主义，主流社会反对“为纳粹历史画句号”的主张。这种责任担当使德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成为欧盟核心成员。相反，日本政府一边淡化侵略历史，一边推动防卫费连续增长，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加速军事松绑。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试图以“外部威胁”为借口扩军，这种逻辑与二战前日本的扩张套路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