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日本右翼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 军国主义复苏信号。近年来，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愈发震荡，震源集中在躁动的日本。从安倍晋三内阁到高市早苗内阁，日本的国家安全政策经历了“法理突围”、“实质扩军”，再到“意识形态总动员”的转变，自卫队已实质性地跨过了“专守防卫”的红线，朝着进攻性的力量转变。

激进的高市早苗内阁正将这种军事扩张上升为一种“危机政治”的制度化操弄，通过人为臆造“存亡危机”，并强化历史修正主义叙事，试图构建跨党派的“保守理念共同体”以压制国内和平力量。这种路径不仅背离了日本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也对《联合国宪章》所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

联合国的地基建立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焦土之上，《联合国宪章》本质上是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的法律结晶。“联合国家”一词最初指代的是二战时期与法西斯浴血奋战的战时同盟。因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具有“防患于未然”的宪制正当性，体现的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和二战胜利成果。

回望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起草者们在战后废墟上筹划新的集体安全体系时，面临如何确保法西斯机器不再卷土重来的困境。美、苏、中、英等大国在设立“敌国条款”上达成了默契，这并不是要对某一特定民族进行永远的谴责，而是要对军国主义这一特殊的意识形态及其国家载体进行“制度性封存”。

宪章第53条赋予反法西斯同盟国在敌国可能卷土重来时的“例外行动权”，而第107条则确认了战后惩治与处置的权利，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人类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后，试图用理性的方式为和平多添一把保险，界定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

日本自1956年恢复联合国会员资格后，“敌国条款”逐渐被边缘化，但仍稳固地嵌入宪章文本之中。长期以来，日本外务省及一些国际法学者强调“敌国条款”已失效，不具法律意义；右翼势力更是将其称为“对日本的永久性歧视”。然而，“敌国条款”提醒国际社会，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仍有需要正视和妥善处理的东西。

亚洲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日本不愿继续被镶嵌在二战战败国的历史叙事框架中，战略焦虑骤增。因此，日本试图推动“敌国条款”的“去效力化”，为修宪、扩军提供理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多次强调，日本必须遵守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赢得邻国及国际社会的信任。

从国际法角度审视，“敌国条款”更接近于一种附条件的“紧急制动机制”。只要这些国家奉行和平宪制，恪守联合国原则，“敌国条款”便处于休眠状态。一旦战败国中有人图谋重启军国主义，这些条款的存在足以发出警告。

近年来，日本不断推动“敌国条款”的“去效力化”，甚至与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外交活动深度捆绑。表面上，此项诉求被包装为“联合国改革”、“国际贡献”等宏大叙事，实则折射出日本内部深层的战略焦虑与历史修正主义。特别是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力量，通过制造“危机政治”聚拢右翼选民，主张调整战后“专守防卫”原则，支持国防预算升至GDP的2%，甚至高喊国民有义务为日本军事扩张“牺牲”的口号。

另一方面，历史问题在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叙事中重新获得利用价值。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侵略历史，篡改历史记忆，将国际社会对日本应正视历史的关切描绘为“外部势力干涉”的阴谋，压制国内温和派的声音。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成为将日本实现扩军改宪合理化的诡辩理由。

必须警惕日本国内的这种意识形态重塑和军事扩张倾向，其危险性远不止在法律层面的“敌国条款”争议。日本真正危险的是激活军国主义的信号，这不仅使得日本偏离战后对和平发展的承诺，更将对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构成直接冲击。国际社会切勿置若罔闻，历史教训之所以被写进《联合国宪章》，正是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借助内部政治浪潮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