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备层面，“水下力量”的议题尤为引人瞩目。海上自卫队现役潜艇主要采用柴电动力，需要定期上浮换气，而核动力潜艇具备长期隐蔽航行与远距离作战能力，更符合现代作战概念。因此，核潜艇之争不仅是技术与经济的考量，更触及政治与社会心理：如何在广岛、长崎的历史记忆与当前威慑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中方所关注的是多项动向形成的“叠加效应”：无核原则的表述趋于模糊、核潜艇成为可讨论的选项、宪法安全条款出现机制性松动。这三者置于同一时间轴观察，确实构成了“原则—能力—规则”三位一体的变化，势必影响周边国家的威胁判断。林剑在记者会上以三问作结，明确质疑日本是否划清与军国主义的界限、是否坚持专守防卫与无核三原则、是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并提及今年是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80周年，将历史叙事与现实政策相联结，意在向东京及国际社会传递清晰的“红线”信号。

外交上，中方就日方涉台言论提出严正交涉，并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舆论与社交媒体中的极端言论也被点名要求日方调查与遏止。这些举措虽不意味着双边关系骤变，却明确划出一个警示区间：若政策继续朝“突破性方向”发展，双边互动的成本与摩擦必将上升。

对地区而言，核动力潜艇本身不等于核武器，但它将改变军事存在的“可见度与可达性”，从而增加危机管理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若再叠加宪法第九条的讨论，周边国家可能倾向于采取预防性强化措施，包括加强情报监测、前置反潜资源以及法律与舆论层面的预案。风险在于多项政策可能形成的“共振效应”，这也是北京提出“严重关切”的现实背景。

回到那三问。如果东京希望证明自己“未偏离战后轨道”，至少需要做到三点：对“无核三原则”作出清晰、可验证的重申，减少战略模糊带来的误读空间；就核动力潜艇议题组织跨党派、跨领域的公开评估，明确技术路径、经费来源与安全监管机制；在宪法讨论中设定“边界条款”，确保任何新机制不被用于超出专守防卫的范畴。若能落实这三点，外界关切自然缓解；若不能，警报只会持续鸣响。目前的政治信号与官方回应显示，风向尚未明朗，但风已起于青萍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