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里市是个典型样本。这个大温哥华地区的卫星城，过去二十年印度裔比例从12%飙到37%。超市货架上印地语标签压过英语，公交报站变成英语+旁遮普语双语，市政厅会议常有居民举牌抗议：“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被当成少数族裔！”公立高中里，印地语文化课程报名人数超过西班牙语——后者可是加拿大官方第二语言。优秀毕业生榜单上，72%是Singh、Kaur、Patel这类印度姓氏。本地白人家长焦虑：“不是我们排外，是感觉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国家成了‘外人’。”这种文化焦虑被政客迅速捕捉。BC省保守派议员多次在省议会质问：“政府是否评估过单一族群过度集中的社会风险？”联邦层面，移民部内部文件显示，2024年起已启动“国际学生地域分布调控机制”，限制特定地区学校招收单一国籍学生比例。

更现实的压力在住房。温哥华一居室月租1600加元是常态，而印度留学生偏好合租5-6人，人均300加元照样抢不到房。本地大学生被迫搬去远郊，通勤两小时。房东欢迎这种“高密度、高支付意愿”的租客，但社区整体居住质量直线下降。医疗系统也被波及。部分印度学生持学签却享受医保，感冒发烧就去急诊，占用了本该留给重症患者的资源。有护士私下抱怨：“他们不是不知道诊所更便宜，只是觉得‘反正免费，不用白不用’。”这些细节堆积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意压力。政府再不行动，选票就要流失。

必须承认，今天的印度留学生和二十年前的根本不是一群人。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代初，能出国的印度人，多是高种姓、高学历、家庭有海外关系的精英。他们读工程、计算机、商科，目标明确：进硅谷，拿H-1B，定居美国或加拿大。他们语言好、专业强、适应快，是各国争抢的对象。可随着印度中产膨胀、中介产业成熟、社交媒体渲染“移民梦”，留学门槛被人为压低。现在来的很多学生，高中成绩勉强及格，英语靠中介“包装”，家庭年收入不到5000美元，却敢借高利贷凑3万加元学费。他们不是不知道风险，是赌“万一成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