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失联率突破临界点，驱逐成本飙升，社会舆论反扑，联邦政府才不得不动手。2024年起，加拿大收紧DLI审核，关闭上千家不合规院校；2025年，直接对印度学生实施“高风险国家”审查标准，拒签率应声暴涨。说白了，加拿大亲手把留学政策做成提款机，结果发现提出来的不是钞票，是泥沙。

很多人把2023年特鲁多公开指控“印度政府特工在加拿大暗杀锡克教领袖”当作转折点，两国互相驱逐外交官，关系跌入冰点。但这只是加速器，不是发动机。真正让加拿大下决心“清算”的，是利益结构的彻底失衡。早年的印度留学生，是真的留学生。他们考雅思、攒学费、选名校，毕业后进科技公司、读研、创业。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哈佛商学院院长尼廷·诺里亚……这些名字撑起了“印度精英”的全球形象。可现在来的很多人，连基础英语都说不利索，目的只有一个：拿身份。他们不进实验室，不写论文，不参与校园活动，不上LinkedIn，不交本地朋友。每天算计的是：“这周能打多少小时黑工？”“下个月能寄多少钱回家？”“难民申请材料准备好了吗？”

加拿大发现，自己没收到预期中的智力红利，反而承担了低端劳动力过剩的代价。温哥华建筑工地，印度留学生挤占了本地青年的暑期工岗位；多伦多Uber司机里，三分之一是持学签的印度人；卡尔加里仓储物流中心，夜班几乎全是印度面孔。他们赚的钱大部分汇回印度，不在本地消费；生病不去医院，怕留记录；租房只找同胞合租，不接触主流社会。这种“经济抽离+社会隔离”的模式，让加拿大彻底失去耐心。这不是种族歧视，是资源错配的必然反弹。当42万人涌入一个3800万人口的国家，且绝大多数人目标不是“融入”而是“过渡”，系统一定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