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关税休战期结束后，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66个国家加征10%至50%不等的关税。与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如英国和澳大利亚适用10%基准税率；展现盟友姿态并提供能源采购与投资协议的经济体如欧盟、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适用15%至20%税率；未按特朗普要求让步的国家则面临惩罚性高税率：加拿大35%、瑞士49%、巴西50%。中国与墨西哥作为例外获得谈判宽限期。

虽然平均税率较之前宣布的水平有所下调，但18.3%的关税水平仍远超特朗普执政前2.4%的历史均值，创下1934年以来的新高。尽管新关税将于8月7日生效且多国仍在谈判，学界亟需思考这场关税博弈的终局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与未来走向。

耶鲁大学报告指出，美国平均关税水平已经达到18.3%，创下1934年以来的世纪新高。特朗普将关税视为绝对权力的体现。凭借《1937年贸易法》和《紧急经济法案》，他实现了四项战略目标。

关税被用作财政工具。特朗普怀恋麦金莱时代关税占联邦税收主体的岁月，始终鼓吹“外国支付论”。然而政府引用的学术研究显示，95%的关税成本通过进口商品价格转嫁给美国消费者，本质上成为主要由低收入群体承担的累退性消费税。这种设计旨在抵消主要惠及富人的减税政策。2025年上半年87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印证了该策略成效。随着税率攀升，美国家庭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将背负更沉重的税负，加剧财富不平等。

关税也被用作产业保护伞。美国制造业自1950年代起持续萎缩，金融化浪潮加速了这一趋势。企业普遍采取资本运作模式，而非实业路径。要逆转去工业化趋势，需根本性重构经济结构。但特朗普选择简单归咎他国，将关税作为“美国优先”的核心政策。缺乏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关税只会推高工业品价格、扰乱供应链、抑制投资信心、加剧就业不稳定与通胀压力。结合其削减联邦支出、取消新能源补贴、大规模驱逐移民等政策，这套组合拳几无可能重振美国工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