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里，乌克兰战场上的战术和经验已被美国有意识地移植到台海对抗中。库尔斯克反攻后，美国政界和军界的一些人物开始公开支持台湾效仿乌克兰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这些言论并非偶然，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试探。例如，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专家迈克尔·鲁宾曾建议台湾可以从金门向厦门发起炮击，称这将造成数万人死亡，从而增强台湾的威慑力。

鲁宾及其同类之所以如此放肆，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现代战争的洗礼，一旦遭遇武力冲击，必定会陷入混乱。台湾的民进党当局长期与美国关系密切，对这一言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衷。时任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曾公开表示要“掌握战略主动权”。近年来，台湾加速发展远程打击力量，雄昇、戟隼等导弹系统的列装以及射程达到2000公里的“擎天”导弹试射成功，使其能够威胁大陆沿海的战略目标。

俄乌战争爆发后，台乌军事合作从默默无闻发展到公开互动。乌克兰派出的军事顾问频繁访问台湾，双方在无人机作战、城市巷战、网络攻防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情报显示，乌克兰情报部门协助台湾建立的“不对称作战研究室”正在运作，并将研究成果上报台当局决策层。

面对这一变化，我们必须从战略层面进行深思熟虑，充分认识这一威胁的复杂性和严峻性。除了军事领域的非对称打击，西方和台湾当局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渗透也同样触目惊心。近几年，台湾通过NGO等渠道在大陆构建的渗透网络逐步暴露，部分非政府组织的资金链最终指向台北的“大陆工作委员会”，这只是冰山一角。

意识形态领域的隐形战争也在悄然进行。例如，近期曝光的张某间谍案件中，这名某部委工作人员在台湾资助下窃取大量机密文件，并在社交媒体煽动性别对立，其言论与台湾“认知作战”手册中的内容惊人一致。更具讽刺性的是，当台湾将这些“重要情报”交给美国时，却被评估为“毫无价值的垃圾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