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强硬，与全球化趋势背道而驰。他的关税政策与胡佛时期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30年，胡佛颁布该法案，将2万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导致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骤降50%以上，最终使美国经济陷入深渊。直到罗斯福上台后，该法案才被废除。

特朗普在2024年以全胜姿态重返白宫，延续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对华强硬立场。他在第一任期时通过加征关税来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第二任期内，他继续扩大征税范围和力度，旨在为美国争取更多利益，重塑竞争力。特朗普对加征关税的热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他就认为征收关税是保护美国制造业和就业的重要手段。

当前美国经济问题逐渐显现，股市下跌预示着金融领域的风险。IMF发言人指出，美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似乎在主动刺破科技泡沫，将国内危机转嫁到外部。

回顾2018-2020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的四轮关税，其行业针对性策略明显。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如通讯、机械、运输设备等，相关商品关税覆盖率近乎100%，加征税率高达25%。对于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如鞋帽、消费电子、家具玩具等，关税覆盖率约为50%，加征税率仅7.5%左右。而对于美国自身具备绝对优势的行业，如石油石化、农林牧渔、医药品等，关税覆盖率约60%，税率大多不超过5%。

特朗普加征关税的主要目的包括增加财政收入、促使制造业回流以及打压他国。他希望通过关税缓解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同时推动制造业回流，增加就业。此外，他还用关税迫使其他国家屈服，争取美国利益最大化。

美国市场对中国企业具有巨大吸引力，主要因为其增量市场潜力、强大购买力和市场规模效应。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和拜登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成为很多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并配合原产地穿透性征税，中国企业可能会被迫将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等地。

近年来，全球化贸易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增加了东盟等地区的出口。中企出海目的地呈现去中心化趋势，贸易从产品出口转向产能出口。中间品贸易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金公司研究院数据显示，中间品出口集中在贱金属、纺织、化工、机械电气与塑料橡胶等领域，这些行业也是中国对外投资提速的重点。

地缘政治变化和贸易摩擦升级导致全球供应链面临结构性调整。企业在保持国内生产基地的同时，积极拓展海外产能，形成“中国+1”分散化趋势。过去几年，东盟国家如越南、泰国、印尼及墨西哥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建厂的选择。然而，美国可能对东南亚国家实施新的关税制裁，这使得一些企业开始考虑撤回投资或转向其他市场。

尽管如此，中国企业仍会继续出海，但投资模式发生变化。厂商不再进行重资投入，而是通过代工等方式轻资产切入，减少固定资产束缚，利用当地企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渠道。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具有针对性，尤其在高端制造业和科技行业。这意味着并非所有产品出口都面临困境，有些产品具有抵抗关税的能力。中国出口的竞争优势在于“物美价廉”，源于电力成本、产业集聚和工程师红利。当前中国出口份额增长显著的地区是非欧美日韩经济体，如东盟、中亚、中东及部分非洲国家。

中国投资人需要对高关税和美国可能爆发的危机做准备，但不必过度担忧。中国经济政策的主题是拉动内需，这正是预判到美国经济可能出现问题而制定的。DeepSeek的出现使中美科技竞争回到同一起跑线，中国AI应用具备引领全球创新的实力，“AI+行业”落地将带来中国科技价值的重大重估。(责任编辑：张蕾 TT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