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逻辑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更加凸显。特朗普政府以关税为杠杆，迫使盟友在数字税谈判、关键矿产供应等议题上选边站队。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与美版“友岸外包”标准的对抗，标志着贸易战已从商品关税蔓延至规则制定权的争夺。这种“制度性脱钩”的破坏性远超《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时期的物理性贸易壁垒，当技术标准与数据主权成为新战场，全球化的回旋空间正被急剧压缩。

保护主义政策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全球经济动荡。全球贸易战不应该被看作孤立的经济事件，其冲击波必然穿透商品流通领域，波及技术链和权力结构层面。《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与当前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共性在于，二者皆以“保护”之名行“撕裂”之实，但差异在于前者仅造成物理性贸易断裂，后者则借助技术霸权与数字资本的力量，将世界拖入更具破坏性的解耦与脱钩的时代。

贸易壁垒的物理性冲击首当其冲。当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美国钢铁进口量锐减，底特律汽车工业因零部件短缺大幅度裁员。这种自我伤害的悖论在当代以更复杂的形态重现：特朗普对华半导体禁令导致全球芯片供应链出现巨大缺口，技术脱钩引发全球创新体系被破坏，跨国科研协同机制面临制度性阻断，基础研究领域的网络外部性与知识溢出效应受到显著削弱。

通胀螺旋与福利损失构成另一种经济效率损失。《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引发美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大幅下跌，但消费者终端价格下降幅度较小，导致中间环节利润空间扩大，削弱了消费者的购买力。当前贸易战中，关税对物价的扭曲更为复杂，背后隐藏着物流重组、库存管理和合规成本等一系列额外负担。

关税的工具化与制度化趋势正在催生新的地缘经济联盟，重构全球权力版图。20世纪30年代，英镑区、法郎区与日元集团的割据直接瓦解了金本位体系。当前贸易战中，美国以《通胀削减法案》构建新能源贸易圈，欧盟借碳边境税划定“气候俱乐部”。这种经济集团化、联盟化的趋势在数字领域尤为显著，数据本地化立法可能在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催生出数十个“数字主权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