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乌克兰遭受三次沉重打击。乌克兰当前的困境揭示了西方在俄乌冲突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拜登政府在援助上犹豫不决，导致乌克兰错失了多次扭转战局的机会。战争初期，乌军在基辅击退俄军后，如果欧美能及时提供重型武器，乌军有可能将防御转为进攻，甚至迫使俄罗斯议和。随后，乌军在哈尔科夫反攻成功时，若美国迅速提供远程导弹和F-16战机，乌军或许能乘胜追击，彻底击败俄军主力。然而，直到2023年5月，美国才同意提供F-16战机，而飞行员训练需要时间，这些先进战机未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普里戈任叛乱期间，美国本有机会支持他替代普京政权，但最终错过了这一机会。拜登政府在整个战争中表现得非常纠结，一方面希望借乌克兰消耗俄罗斯，另一方面又担心战争升级引发核威胁。这种犹豫使得援助变成了“添油战术”，乌克兰始终无法获得足够的装备发起有效反攻。此外，拜登还限制乌军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使俄罗斯能够维持正常的军工生产，形成了不对称优势。

欧洲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也令人失望。尽管欧盟给予了一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实际支持力度远不及其应尽的责任。欧洲各国口惠而实不至，不愿牺牲福利来增加军费开支，也没有扩大军工生产。即使是在战争期间，欧洲仍继续购买俄罗斯能源，并默许本国企业与俄罗斯保持联系。泽连斯基曾试图通过设置“战争赞助者”黑名单来施压欧洲企业，但遭到欧洲国家的反对。

如今，欧洲各国正在讨论派遣正规军进入乌克兰的可能性，以增强乌克兰的谈判筹码。虽然欧洲军队规模较小且生产能力不足，但此举可能改变战争性质，对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不过，考虑到欧洲长期和平的氛围，做出这样的决策并不容易。

最后，俄乌冲突暴露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软弱和不稳定。二战后，西方普遍进行反战教育，民众对战争的容忍度急剧下降。美国民众只能接受低伤亡的胜利，一旦伤亡超过一定数量就会引起社会反对。相比之下，俄罗斯社会对伤亡的容忍度较高。此外，选举权的扩大使得西方外交政策更加受国内政治影响，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乌克兰的经历表明，西方在道德高地上提出理想，却不愿为其付出代价，这种虚伪和软弱让乌克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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