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的治理思维：政府管理应该像企业一样吗？

马斯克此次的改革逻辑，实际上是将他在商业领域反复验证的“第一性原理”应用于公共治理。他始终在追问：“联邦政府的最基本职能是什么？”按照他的理解，政府的核心职能应当是“提供最低限度必要的公共服务”，而非无限扩张的官僚体系。

然而，这一思路也引发了不少质疑。政府管理的核心目标，是否可以等同于企业追求的盈利模式？如果政府被简化为“成本-收益”模型，那么那些难以量化的长期公共投资，例如科研、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会因此被牺牲？贫困群体、残疾人、老年人等依赖政府支持的弱势群体，又是否会成为政策调整的“无声受害者”？

利益集团的反弹：权力的阳光暴晒与政治风暴

这场数据透明化运动，毫无疑问触动了华盛顿政治体系的深层利益网络。

长期以来，美国的“旋转门”制度让政府与商界的利益勾连难以割裂，部分游说集团依靠模糊的预算条款，为特定机构争取超额拨款。而现在，马斯克公开公务员薪资和机构支出，使得这些“隐形操作”暴露在阳光下，让利益集团无所遁形。

与此同时，马斯克与特朗普政府在削减财政赤字方面的紧密合作，也引发了民主党的强烈不满。DOGE提出的2万亿美元预算削减计划，使得不少民主党议员指责马斯克“打着提高效率的旗号，实际上是在进行政治清算”。

若绩效导向的薪酬体系正式实施，联邦机构内部或将形成两大阵营：一类是适应高强度工作考核的“马斯克式奋斗者”（DOGE曾要求公务员每周工作80小时）；另一类则是固守传统福利制度的“体制留守者”。这种文化对立可能导致公务员体系的裂变，甚至进一步引发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