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其一系列政策与施政方式再次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无论是在国际贸易、移民政策，还是国内治理等方面，他都以极具争议性的方式推进议题，并试图以强硬手段推动解决方案。这种策略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美国的国际声誉，也在美国国内加剧了政治分裂，使得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对立愈发尖锐。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延续了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争端。尽管他在上任初期曾推动并签署了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但他依然不断指责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经济上“占美国便宜”。这些指控的焦点随时变换，有时是贸易赤字，有时是移民问题，最近则集中在芬太尼走私上。然而，从加拿大边境查获的芬太尼仅占美国总量的0.2%，这显然与特朗普的说法不符，表明其言论缺乏数据支持。

在与邻国的谈判中，特朗普的策略往往不是建立在事实之上，而是通过制造表面的让步，伪装成自己的胜利。例如，墨西哥总统宣布部署1万名军人来加强边境管控，特朗普便将其宣传为自己施压成功的结果。然而，墨西哥早在特朗普讲话之前就已在边境部署了1.5万名军人。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加拿大，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一项边境安全投资计划上做出了所谓的“让步”，但实际上，该计划早在特朗普宣布之前就已敲定。这些“胜利”虽然被部分美国媒体包装成外交成就，但从实际政策收益来看，美国并未获得实质性优势。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外交失误正在逐步显现长期后果。美方的强硬贸易政策和不可预测的外交决策正在削弱美国在全球的信任度。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国内对美国的负面情绪明显上升，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抵制美国产品、讽刺美国国歌等抗议行为。此外，美国企业因跨境供应链受阻而面临更大困难，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许多企业依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供应链，而特朗普的政策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绕过国会执政，引发宪政争议

在国内治理方面，特朗普习惯于频繁签署行政命令来推进政策，试图绕开国会的监督。这种做法在部分美国民众看来挑战了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分配原则，引发广泛批评。例如，美国法律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最终决定权，但特朗普仍然试图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动国际开发署（USAID）并入国务院。此外，他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解雇多名联邦监察官员，更是被批评为削弱政府问责机制，影响行政体系的透明度。

面对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两党都在调整各自对总统权力的立场。民主党长期以来倾向于扩大行政权力，但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他们重新意识到了国会在制约总统权力方面的重要性，试图加强国会监督权。而共和党方面，他们曾在贸易政策上忽视了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支持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但事实证明，高关税未能有效保护美国制造业，反而推高了消费者成本，并给依赖跨境供应链的产业带来了额外压力。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对美加墨三国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例如，许多在美国销售的汽车是在墨西哥组装完成的，而生产过程中，零部件需要在美加墨三国间多次往返。特朗普的高关税政策严重扰乱了这一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供应链，不仅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竞争力，还推高了生产成本，导致市场效率下降。这一政策令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对其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产生怀疑，并促使部分国家开始寻找替代供应链，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外交政策不稳定，国际影响力受损

特朗普的外交风格极具随意性，在国际事务上的言论和决策缺乏系统性，甚至被外界视为“投机式外交”。例如，美国媒体曾列举出特朗普的一些离奇提案，包括购买格陵兰岛、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接管加沙地带并重新安置当地居民等。这些缺乏现实可行性的提议不仅未能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反而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让传统盟友对美方的外交稳定性产生质疑。

但从长期来看，却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内部的政治稳定构成重大威胁。美国学界和舆论普遍认为说，要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需要从这一时期中来吸取深刻教训，重新确立起政策的科学性、透明性和可持续性。而这一转变将成为未来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重建信誉、恢复影响力以及促进国内政治和解的重要步骤。唯有如此，美国才能够在全球事务中再次树立起可信赖的领导者形象，并且在国内实现更加广泛的团结和进步。(责任编辑：张佳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