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美苏两国空军在冷战期间鳞次栉比地发展出型号众多的战斗机，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战斗机划分标准。其中，美国凭借航空工业技术的积累与综合经济实力的优势，始终追求在空权争夺中压制苏联战斗机。具备划时代意义的F-22隐身战斗机，就是美国根据在欧洲击败苏联新式战斗机的需要而研发的。

这种思路深刻形塑了美国战斗机研发的路径，以至于在冷战结束后独孤求败的美国空军迷失了方向，既对新变化与新挑战反应迟钝，也长期没有明确自己需要一款怎样的六代机。

美国军方很早就明确了NGAD是有人战斗机与无人忠诚僚机的组合，但对于组合的构成、不同机型担负的任务、需要装备的数量却始终难以敲定。由于潜在战略对手空海军事实力的快速现代化，美国必须不断讨论和调整相关指标，以达成维系空中霸权的项目目标，但这对一个科研项目的顺利推进是致命的。

比如，美军前空中作战司令部退役将军詹姆斯·霍姆斯曾说，NGAD可能有两种变型，一种射程远、有效载荷大，适用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另一种适用于欧洲相对较短的战场距离。这种“既要又要”的灾难性后果，在F-35项目难产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再如，美国海空军对六代机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海军强调舰载兼容性、远程打击能力及对海攻击效能，而空军则更关注空优作战、穿透敌方防空网及网络战能力。这种需求差异可能导致设计方案上的分歧，进而引发资源争夺与项目管理混乱。

又如，在中国疑似第六代战斗机完成试飞后，特斯拉与SpaceX的创办人马斯克近日就称，美国再次遭遇“斯普特尼克时刻”，认为美国必须加速发展远程无人机技术，包括空中、水上和水下高速飞行装备，并直言他更倾向于无人装备的战略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