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欧洲选择强化同盟安全框架化解焦虑，在防务一体化、提升军工能力和防卫自主性等方面也有一定共识，但北约从组织形式到功能扩展都增加了域外国家的不安全感，可能进一步恶化欧洲周边安全环境。部分欧洲国家在经贸、科技等领域不断扩大泛安全化议程，肆意扩大所谓“去风险”“降依赖”等概念的边界和必要性，导致安全需求与资源的错配以及对外合作的保守化和封闭化。因此，从理性思维出发进行安全环境评估和战略规划，对于探索“新形式的欧洲和平”至关重要。

三是倡导“平衡”思维，重塑安全愿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走向复兴和繁荣有赖于和平环境下的一体化进程。在不少国家看来，欧洲的吸引力并非作为地缘政治实体的主导权，更不是作为北约成员的战略威慑，而是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在理念创新、规则制定、机制创设等方面的良好实践。

然而，面对新的战略竞争格局和地区冲突态势，欧洲作为地缘政治实体的身份被提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过于单一的政策工具箱又导致其化解危机、重建和平的制度性影响力和感召力大打折扣。实际上，欧洲作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需要平衡自身的地缘政治身份和规范性力量角色，推动恢复全球、地区和主要大国间的安全互信，助力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大国有序竞争的多边机制创设，为安全内涵与形式、安全观念与愿景的重塑发挥关键作用。

四是树立“共存”思维，探索安全架构。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激化，冷战结束以来基于有限威慑和相互保障的欧洲安全架构被彻底冲垮。但俄罗斯终究是“搬不走的邻居”，如何在“后危机”时期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实现欧洲持久和平的关键一环。

不过，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这种观点很难在欧洲获得多数认同。马克龙提到“新形式的欧洲和平既不完全是欧盟，也不完全是北约”，恐怕意味着在有关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进程中，欧洲在强调“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的同时，也需从“共存”而非“割裂”的视角审视什么是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如何在欧洲安全的多元性和统一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并在平衡、有效、可持续的基础上构建多层次的安全对话机制，为新的欧洲安全架构制定一揽子谈判方案。正如马克龙在谈及中东问题时所说，“和平只有在共存中才有可能”，这一结论恐怕也适用于新的欧洲安全架构。（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