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反以色列的立场?”7月29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发文，针对两国关系的进展提出这样的问题。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南非成为抨击以色列最为激烈的国家之一，相关行动甚至影响了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南非与以色列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其实，这两个因巴以问题针锋相对的国家，在历史上有着复杂的关系。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背景下，两国关系更是受到现实政治利益的塑造。

1月26日在荷兰海牙，南非代表团（左）和以色列代表团（右）站在国际法院庭审会议上。（视觉中国）

南非为何冒外交风险“硬刚”以色列？

“我们不会放弃对处于压迫和枷锁下人民的声援。”据《中东箴言报》7月22日报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当天在该国国民议会辩论中表示，联合国国际法院7月19日发表的咨询意见表明国际社会反对以色列继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势头正在增强。根据这一意见，国际法院认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违反国际法，因此必须尽快结束其非法占领。

在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南非成为“硬刚”以色列的代表国家之一。法新社等媒体报道称，去年11月6日，南非政府宣布召回驻以色列的所有外交官，以表达对加沙局势的严重关切。大约两周后，南非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提案，要求暂停与以色列外交关系并关闭以驻南非大使馆，直至以色列同意停火并参加由联合国主导的谈判。南非国民议会在通过该提案后发表声明说，这项提案对政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议长有责任正式提请总统和相关政府部门关注该提案。

去年12月，南非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以色列表示，南非的上述指控“毫无根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应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负责”。今年1月，当国际法院就以色列在加沙行动发布具有约束力的“临时措施”时，南非时任外长潘多尔与律师就待在海牙，而南非时任司法部长、现任外长拉莫拉为此案做了开庭陈述。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潘多尔敦促法官让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平民的大规模伤害”，并坚定承诺南非将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权利。

今年5月16日，南非政府要求国际法院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南非驻荷兰大使马东塞拉批评说，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动正在快速推进，国际法院应下令以色列“立即、完全且无条件从整个加沙地带撤军”。5月24日，国际法院根据南非提出的紧急请求进行裁决，要求以色列停止在拉法的军事行动，并开放所有进入加沙地带的陆路过境点。

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南非一直对巴勒斯坦事业持积极支持态度，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不断进行抨击。2018年，南非以“抗议以军在加沙地带的暴行”为名，召回驻以大使。2019年，南非将驻以色列大使馆降为联络处，联络处仅保留领事服务授权。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南非甚至冒着影响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风险支持巴勒斯坦。

“对以色列采取（针对）立场后，南非与西方的关系受到威胁”，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今年6月6日援引尼日利亚专门研究非洲事务的研究员纳吉穆丁的报告称，有迹象表明，在南非向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后，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国际舞台上针对南非。半岛电视台称，今年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提出“美国—南非双边关系审查法案”，指责南非政府成员和执政党非国大领导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发表了“反犹太和反以色列的言论”，并“与哈马斯站在一起”。3月，潘多尔访问美国，同美方官员讨论南非与美国国会议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潘多尔表示，美国对南非将以色列告上国际法院的举动感到“不安”，这一点已经在“多项决议”中被提及。她援引今年1月由200名美国议员签署的一封致拜登政府的信件称，该信件“谴责了南非在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提起种族灭绝指控的行动”。《耶路撒冷邮报》称，今年5月，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160名律师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求美国根据《马格尼茨基法案》进行长臂管辖，对非国大成员的“受贿情况”进行调查。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关系复杂”

“乍一看，南非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表明其领导人同情巴勒斯坦，但是更深入的观察发现，南非在某些领域也与以色列保持着牢固的关系。”英国《新阿拉伯人报》网站此前表示，南非和以色列，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关系复杂。

尽管2023年11月南非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驱逐以色列大使，但南非总统拒绝这样做。半岛电视台提到，拉马福萨曾多次将以色列称为“种族隔离国家”，但非国大的执政联盟对以色列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在南非新组建的联合政府中，第二大党、中间偏右的民主联盟在新一轮巴以冲突问题上一直保持中立，而另一个执政党爱国联盟则明确表示支持以色列。此外，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南非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和亲巴勒斯坦运动规模都相当大。

《耶路撒冷邮报》在报道南非与以色列的复杂关系时表示，一切都“源于种族隔离的黑暗日子”。公开资料显示，从1948年到1994年，南非实施种族隔离制度。《耶路撒冷邮报》称，在此期间，以色列一方面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并从1987年开始对南非实施贸易和文化制裁；另一方面，以色列又与当时的南非政府保持着外交、军事和贸易关系。这让当时决心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非国大认为以色列“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朋友”。

据英国《新阿拉伯人报》网站报道，无论是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时还是废除该制度之后，南非都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保持着紧密联系，但保持联系的各方却在政治光谱的两端。20世纪80年代初，南非实行种族隔离的领导人波塔与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保持密切的盟友关系，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则日益坚定地支持非国大及其领导人曼德拉。1990年曼德拉出狱后，他会见的第一批国际政要中就包括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曼德拉称阿拉法特为“战友”，并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之前与他进行了磋商。曼德拉曾说：“没有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不完整的”。

南非非政府组织“公开秘密”的负责人、《种族隔离、枪支与金钱》一书的作者武伦表示，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与以色列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曾共同开发和测试复杂武器系统。他在这本书中列举了当时南非和以色列的相似之处，如高度军事化等。“巴勒斯坦事业在南非的突出地位有着深刻的根源。”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此前发文称，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也就是白人统治时期，当以色列向南非提供武器和技术时，非国大对以色列产生了反感。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2012年，南非与以色列的贸易额达到11.9亿美元的峰值，但随着非国大反以色列政策开始强硬，双边贸易额开始下降。到2019年，当南非将其驻以色列大使馆降级为联络处后，双边贸易额仅为4亿美元左右。到2023年，这一数字降至3.5亿美元左右。

不过，英国《新阿拉伯人报》网站提到，南非也在一些敏感的双边问题上对以色列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南非是非洲最大的犹太社区所在地。很多南非犹太人也拥有以色列国籍。多年来，一直有南非公民在以色列军队服役。根据南非法律，这是非法的。事实上，开普敦犹太学校1/5的学生在毕业后直接加入了以色列军队。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今年3月，南非时任外长潘多尔誓言，在以色列国防军作战的南非公民一旦返回南非就会被逮捕。南非外交部表示，南非公民需要事先获得政府批准才能在以色列合法作战，入籍的南非公民如果参与了一场该国“不支持或不同意”的战争，就有被剥夺南非国籍的风险。

为有相似经历的国家和民族发声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库阿库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南非旗帜鲜明地表达立场与其历史息息相关，同时也表明南非希望“在道德和道义上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库阿库表示，南非经历过西方的不断入侵和殖民，且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仅仅过去30年，大部分人民遭受的屈辱仍历历在目。这些代表着民族耻辱的记忆深深根植在南非的历史中，天然地疏远了南非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情感连接，也促使南非为有着相似经历的国家和民族积极发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汉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南非在巴以问题上态度坚决，原因有多个，其中包括非国大希望通过相关表态来表明自身价值观，同时呼应国内部分民众诉求。此外，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南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代表非洲和“全球南方”国家发声，代表了它们对当前国际体系存在的不公正现象的反抗。

“随着全球权力关系的变化，南非外交政策已成为其发挥领导力的工具”，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去年发文称，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南非政府正在恢复该国作为全球道德领袖的地位和角色，而这是在世界大国之间力量平衡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南非不害怕挑战“主流叙事”，并准备将“全球南方”国家的要求摆到桌面上。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发表的上述文章认为，在呼吁全球权力更加分散的“新全球秩序”时，南非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共同的世界观。南非一贯主张多极化，以确保包容性和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南非明确表达了一个持续的担忧——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规则已经不适用。2022年2月，作为非洲集团的一员，南非与古巴等国一道倡导了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议程。2022年3月2日在联合国大会谴责俄罗斯发起俄乌冲突的投票中，南非弃权。2023年2月23日在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联合国决议投票中，南非再次弃权。2023年6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与其他5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调停俄乌冲突。

马汉智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南非在实现其外交目标方面拥有一定优势。作为“彩虹之国”，南非过去30年告别了种族隔离制度。此外，南非是许多国际组织的重要支柱成员，同时也通过非盟等平台积极推动非洲自主发展，支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可以说，南非在国际上拥有良好的形象和广泛的影响力，以支持其达成外交目标。

不过，南非推行外交政策也面临挑战。马汉智表示，从国内环境来看，非国大执政压力空前巨大，国内出现失业、电力保障困难等民生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南非在外交上投入更多精力。从外部环境看，南非在巴以、俄乌等问题上与西方“硬刚”的态度，也遭到了后者的施压，可能会影响南非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根据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研究，长期停电、能源部门治理薄弱以及货币贬值对南非经济增长构成了重大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