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军队进一步向南逼近拉法。”据法新社2月6日报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打击行动当天上午仍在继续，而位于加沙地带南部靠近埃及边境的拉法，现在是加沙地带一半以上人口避难的地方。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东地区的战火不断扩大，叙利亚、也门等中东国家，英美等西方国家，以及哈马斯、胡塞武装等地区武装都牵涉其中。本轮巴以冲突引发的中东紧张局势升级，集中体现了该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除了域外国家的干涉外，宗教和族群矛盾、政治理念竞争、地区阵营对立等，是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重要原因。

不同宗教以及教派之间，冲突不断

加沙是世界上一些最古老教堂和清真寺的所在地，其中就包括建于公元425年、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三古老的教堂圣波菲里乌斯教堂。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023年10月16日报道，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该教堂成了加沙流离失所民众的避难所，“战争不分宗教，加沙最古老的教堂庇护着穆斯林和基督徒”。

公元7世纪，圣波菲里乌斯教堂被改造成清真寺，但12世纪被十字军收回时又恢复为教堂。它于1856年进行了翻修，此前一直是加沙基督教社区在冲突时期祈祷和寻求庇护的场所。去年10月19日，教堂屋顶被以色列炸塌。这座希腊东正教教堂的命运，恰好能够折射中东地区动荡不安的原因。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中东一直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该地区也是大国博弈场，英国、法国、美国、苏联等都曾在此为各自利益竞争。中东地区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力量之间也发生了多次冲突。除了外因，民族、宗教和族群分歧，是造成这些冲突的内因。

2月4日，伊朗民众在首都德黑兰参加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期间丧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顾问的葬礼。（视觉中国）

阿以冲突中穆斯林与犹太教徒之间的宿仇被视为中东宗教问题的核心。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矛盾和冲突也由来已久。而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FR）2023年4月曾发文，称全球有16亿穆斯林，大约85%是逊尼派，剩下的约15%是什叶派。英国《金融时报》2016年曾发文，称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什叶派国家。此外，什叶派在伊拉克、巴林等国占人口多数。在黎巴嫩，什叶派虽不是人口最多的，但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在科威特、沙特、土耳其和叙利亚，什叶派都占少数，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拉维派是什叶派的分支。在也门，什叶派分支宰德派占该国人口40%左右。有学者表示，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深刻体现了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

伊斯兰教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在伊拉克也有体现。该国大体上包含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三支政治力量。2003年后，什叶派逐步成为伊拉克最大的政治力量，但是逊尼派仍然在部分地区占据主导，而库尔德人则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内拥有较大的自主性。

伊斯兰教同一教派内部也会爆发冲突。CFR发表的文章称，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的什叶派构成了与伊朗作战的伊拉克军队主力。胡塞武装是什叶派分支宰德派组织，但在2004年至2010年期间，曾多次与也门萨利赫政府作战，而萨利赫也属于宰德派。无论是主流逊尼派还是强硬逊尼派，都不只专注于打击什叶派。他们在历史上一直与同教派的人作战，近期的例子包括埃及对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进行持续镇压，以及沙特对“基地”组织和相关逊尼派武装组织进行打压。

政治理念对立

政治理念的对立，也是地区矛盾不断的重要原因。该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多种不同且相互对立的政治理念。中东地区既有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理念，也有宗教政治理念影响下的政治学说。在历史上，埃及引领的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曾经同沙特等国家倡导的伊斯兰政治体系长期竞争；在巴勒斯坦内部，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倡导的左翼世俗政治理念，同哈马斯秉持的宗教政治理念也相互竞争，最终酿成了2007年两个派别的直接冲突，哈马斯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法塔赫继续控制西岸，巴勒斯坦政局从此陷入分裂。

不同的国家对地区政治秩序构建的设想也有所不同，对于需要依仗的地区政治军事力量同样存在分歧。比如沙特要求土耳其和卡塔尔停止支持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反对派阵营，同伊朗在地区政策上存在矛盾。伊朗和土耳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

这些差异和矛盾使得地区国家在重大议题上往往采取不同政策。比如在巴以问题上，沙特等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相对较为温和低调。近些年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如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几乎都是同沙特关系较近的国家。伊朗则支持通过相对激进的手段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伊朗和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双方都视对方为最大的地区威胁。在巴勒斯坦内部，伊朗支持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等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军事团体，呼吁通过军事反抗来促成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指责伊朗是地区冲突的“幕后主使”，而伊朗则认为巴以问题长期未决是冲突爆发的最重要原因。

土耳其和卡塔尔长期支持中东地区的宗教政治力量，比如在2007年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之后，外部联系几乎断绝，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政治机构陷入财政危机，卡塔尔多次向哈马斯捐赠大笔款项来缓解加沙地带的财政状况。土耳其也一直通过各种手段向哈马斯提供援助，比如2010年土耳其宗教援助机构合作与协调局组织的援助船只受到以色列拦截，酿成了加沙救援船事件，最终导致土耳其和以色列外交关系降级。

多股政治力量与扶植代理人

2011年之后，中东地区形成了多股政治力量，主要包括沙特为首的几个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卡塔尔和土耳其为中心的穆兄会网络，以伊朗为中心的“抵抗轴心”等。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抵抗轴心”成员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准军事组织。随着这些区域武装的势力越来越大，西方学术界用“什叶派之弧”等词汇来描述这些力量。如《华尔街日报》近日刊文称，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与伊朗结盟的好战组织发动毁灭性袭击，目标国忙于扑灭战火，而没有关注火源，“美国的中东政策要取得成功必须对伊朗进行有力遏制，这是美国的中东必修课”。

NPR报道称，哈马斯是穆兄会的一个分支，主要由逊尼派穆斯林组成。黎巴嫩真主党是一个什叶派穆斯林组织，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在黎巴嫩内战中出现，其武装人员的训练和资金“部分由伊朗负责”，伊朗利用武装代理组织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除了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对以色列构成了极大挑战。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和以军一直在两国边境上互相攻击。

在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南部地区，是议会重要党派，同时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也门胡塞武装在2014年后快速崛起。该组织曾经长期盘踞在也门北部，在2014年大举南下，占领了包括首都萨那在内的也门中部、北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和主要城市，将也门政府压缩在了南部港口城市亚丁。2015年，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也门政府，沙特等国出兵也门，但是很快陷入也门内战泥潭。胡塞武装的攻势尽管被遏制，但是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并未成功击败该组织，后者反而通过无人机等方式，向沙特境内的炼油厂、军事基地等发动多轮攻击。2023年随着沙特和伊朗实现关系缓和，前者也逐步撤出也门战事，但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的对立关系仍未结束。包括BBC在内的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伊朗和沙特在中东地区扶植各种代理人。在地区冲突中，它们分别支持敌对双方中的一方及该方的武装组织。

一种新的力量平衡将出现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期发文，感慨称2023年本应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3月，沙特与伊朗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同意复交，前者还在与美国商谈一个三方协议，该协议将使利雅得与以色列的关系实现正常化。繁荣稳定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是这个因冲突而疲惫不堪的地区新的权力中心，它们希望每个国家都能专注于经济增长。不过，之后苏丹陷入了可怕的内战，哈马斯又于去年10月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进而将整个地区推向了更大范围暴力冲突的边缘。

前不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袭击位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以色列摩萨德分支机构和美国领事馆。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对叙东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支持组织的两处设施进行空袭。这些新闻事件凸显了以色列、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渗透能力。

的确，一些中东国家复杂的内部形势使得“各种渗透”成为可能。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长期成为各路反对伊朗的力量渗透进入伊朗的通道。伊朗一直指责以色列情报机构长期通过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向伊朗西部边境渗透。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也曾从叙利亚和伊拉克进入伊朗境内。

回到巴以问题，各国和各方不同的政治倾向，使得地区斡旋的难度增大。在实际斡旋中，中东地区能够同时与以色列和哈马斯保持密切关系的国家，仅有埃及、土耳其和卡塔尔，但是这三个国家又无法动员足够的力量，来影响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决定，只能够通过“传话”的方式来弥合各方分歧。尽管地区国家多次努力，促成了以色列和哈马斯在“人质换停火”议题上的谈判初步成果，但是距离实现全面停火仍然有较长的距离。

正如美国国际事务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令美国对以色列和哈马斯担心的两件事》一文中所说，乌克兰正试图加入西方，以色列正试图加入一个新中东，而俄罗斯和伊朗试图联手阻止这两件事。他还表示，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发动战争是为了阻止沙以关系正常化，并防止德黑兰被孤立。不过，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什么会进一步孤立伊朗”。

《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一种新的力量平衡将在中东出现。海湾国家将努力维持与伊朗的和平。与此同时，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虽然被推迟，但并未完全脱轨，相关谈判会继续下去，但将比以前更加复杂和“安静”。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前，美国一直在与沙特讨论一项共同安全协议。现在看来，这对华盛顿的领导人来说，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了。这项协议需要重新谈判，但美国可能“没有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