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连傅立民等对华理性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让理性与合作重新成为中美关系的主题还需很长时间”。那么面对美国当前的“新冷战”挑衅，中国如何应对变得极为关键。一方面是不能再对中美关系心存幻想，两国关系很难回到过去，这点已经渐成中国社会共识，但对美方对华敌意包括单方面发起“新冷战”的严峻性，还需更清晰的认知和更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充分准备的关键首先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着重维持国内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势头，尤其是要解决需求问题。以新能源汽车、大飞机、重载列车等为代表，以“新举国体制”推动下的芯片、工业设计软件和工业材料等新兴领域的稳步发展为标志，我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速度较快，国内供给能力充足。这就使得扩大需求、最大程度实现供需平衡变得至关重要。

这需要我们从政府到社会的共同努力。比如当前亟需推动的一个方向就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资本短缺问题，当时的历史条件导致我们在主要经济大国中劳动报酬的初次分配占比较低。相较而言，西方国家中的挪威、瑞典、丹麦、冰岛、芬兰等北欧五国劳动报酬占比较高，这也被证明在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产生了较好经济效果。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足以吸引资本进驻，如果再能辅以提高劳动报酬占比等举措，那么作为新发展格局主体的国内大循环就能快速形成良好态势，这样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也将使我们在对美经贸关系中占据更加主动的位置。

除了做好国内该做的事，在外交层面继续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倡议”协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而在国内发展和国际布局的内外两个层面打下坚实基础。

在此基础上，面对美方对华“新冷战”挑衅，我们可以继续保持不主动挑衅和“后发制人”的总体战略框架。在这方面，我们或可借鉴国共合作末期我们党应对国民党反对派挑衅时的做法，一是“不为天下先”，即不打第一枪，对方单方挑衅导致事态升级则将承担历史责任；二是“退避三舍”，涉及非核心利益等问题时讲究策略性，可让外界更清楚地看到究竟孰是孰非；三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涉及核心利益时则将予以坚决还击和反制，这样将有利于我们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