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中华文明具有“兼听则明”“有事好商量”的文化传承。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谈过中国“微信革命”背后的中华文明密码。我说，相比其它语言，中文是世界上最凝练的语言，一部手机的小小屏幕上，中文可以处理的信息远远多于其它语言。此外，中国文化具有“兼听则明”“兼收并蓄”“有事好商量”历史传承，中国人可以随时随地拉个微信群来商量事情。所以，这一切都为“微信革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人文基础。现在我们讨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可以从中华文明中借鉴我们最擅长的协商民主。国际社会确实有太多的技术问题、伦理问题、法律问题等等，需要共同商量、民主协商，才能真正地实行有效的管控乃至问题的解决。

同时，我们要十分警惕且坚决反对世界上少数国家奉行唯我独尊、以邻为壑的立场，他们甚至提出要把中国排除在人工智能的“行为规则”之外，他们说要“抢在中国之前”制定人工智能发展的规则。我想他们的做法是非常短视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六，中华文明从来都把危机看作是“危”与“机”并存，人工智能的时代就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人类社会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发展早已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唯有携手合作，国际社会才能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挑战，才能共同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这也是唯一正确的方向。

如果人类社会能够沿着这种积极的方向前行，那么从一个更为积极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合理发展也符合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也就是说在人类经济和技术高度发达之后，人类的必要劳动时间将大大减少，人类将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都将消失，人类也会因此而获得更大的自由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