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换句话说，国家和政府恰恰应该将市场中的一些阻碍拿掉，让整个市场更流畅地循环起来，其实这也符合我们现在讲的“内循环”。

张军：而且这么做，也是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履行承诺，外界会更尊重你的做法，给予正面评价。尤其当我们今天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在这方面更应有所警惕。

观察者网：其实我一开始在听到“无热点有重点”的时候，理解偏差了，我把“重点”理解为可能国家通过引导或基于国家战略目标去“创造”一个重点。所以我的疑惑是，这样做固然可以创造很多重点，但广大的普通人从这些经济活动中的获得感可能会变低。听您这样解释之后，其实通过鼓励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可以有更大层面的群体参与其中，国家经济发展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能从中得到更好的体现，换句话说个人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会更强。

当经济发展、积累快的时候，普通人也有巨大的获得感，人们不会过分在意差距的问题，但当经济相对比较沉寂的时候，人们就会去关注差距拉大，这也会打击预期。

张军：对中国来讲，尽管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但毕竟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这是大国崛起的独特现象；也就是说，当崛起到了一定阶段后，在这个阶段上它的经济总量的追赶速度会快于人均收入的追赶速度。

我们甩掉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日本的速度很快，也就十几年时间，但人均收入就不是如此；毕竟我们有14亿人口，想要在全世界排行中一步一步走上去，需要很长时间。但又因为我们经济总量大了，所以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人家会把我们看成发达国家，但其实只是中等收入国家。

而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仍然面临很长的发展道路。按照我们的目标——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非常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需要自身内部的市场主体的活力维持在比较高的状态，否则发展过程会很不容易。

观察者网：生产力的提升或经济增速，其实也关乎全市场的共享程度问题，好像有时候大家过于专注某些行业之后，会发现它只是局限于这几个领域内的增长，其他有些领域的增长是相对停滞的或者被忽视掉了。

张军：这个我在演讲中也曾提过，过去我们通过加工出口，使得可贸易部门快速扩张，相对而言其他部门，比如服务业以及一些传统部门没有太大变化。

当少数部门成为引领性的部门，比如出口成为引领性部门，那么资源就会开始往这个行业流动，劳动力开始从其他部门转移出来流向加工出口行业，然后通过这个行业的扩张不断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并且融入全球经济。所以，在追赶阶段的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可能就是一种非平衡的发展模式，但到了一定阶段后，我们的不可贸易部门不能长期处于不发展的状态。尽管出口部门先行一步，但最终还是要跟不可贸易部门的发展协调起来。

当年，萨缪尔森和巴拉萨他们做过一个研究，被人总结为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意思是先发展出口部门，等出口部门工资提高以后，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来到这个部门，然后这个部门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对服务业以及国内其他部门产生拉动效应，慢慢的两边差距会逐渐缩小，以此带动经济的整体发展。

所以，从追赶策略上来讲，经济发展一开始走不平衡发展的道路是合理的，但是到了下半程，还是要走向更平衡的发展。我想，中国现在应该是到了这个阶段。但如果这个过程仍是国家主导，有时反而会带来更加的不均衡。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提到均衡发展的事情，正好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专精特新”部门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平衡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您曾讲过“专精特新”部门可能会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发展起来，这个现象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区域差距？

张军：中国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小巨人”企业，工信部给了一个专用名词，叫“专精特新”企业。它们是在某一个产品上高度专业化，靠技术创新来赢得竞争力，所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些企业，而是靠市场上的资本来推动创新所形成的高度专业化企业。有点像德国的某些公司，可能上百年就做一样东西，做到业界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