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两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用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要围绕一件事情来展开，那就是预期。因为宏观经济是一个会受到预期干扰的流量经济，流量会受预期变化而不稳定，反映出来则表现为短期的需求变化，包括消费支出，也包括资本支出。在预期问题上，最怕的是形成一致性的看法，因为那样会造成经济的过热或紧缩。

11月2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观察者网：确实，政策突然性转弯，如果没有提前对市场逐步释放消息，做好心理预期，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容易短期内产生焦虑，从而导致市场不稳定。

张军：这就是典型的所谓“政策冲击”。从宏观管理或经济运行角度来讲，这是最应该避免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把突然性的政策冲击降到最低。只要不是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在正常情况下，政策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宏观上的问题，要用宏观的手段来调节，而不是突然把某个政策叫停或是突然出台一项新规，在市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冲击，而且对预期、尤其是市场主体的预期会有很大冲击。预期一旦受到冲击，不是一下子能修复回来，而且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修复就更难了。

观察者网：从这个问题谈开来，背后恐怕还是怎么理解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像这两年社会舆论中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议也比较多。另一种感觉是，我们现在在谈一些经济政策时，有时会把一些政治目标或一些长期的政策性目标融合到里面去，让外界体会到行政的声音比较明显。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当然，反过来说，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外大环境之下，是不是确实对国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它更加突出一些？

张军：这里有几个层面可以讨论。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干预经济的看法首先来自于宏观层面；前面我也谈过了，的确我们的调控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其次，也来自于我们产业政策的做法，我们会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布局一些重点发展的产业；一般而言，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和产业之后，国家会在一定时期里动员很多资源。应该说，这是我们国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种做法，即便在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存在，而且这些年其实是在加强。

那么，具体做法就是将一些规划的指标相应分解到各行各业，最终在某一行业形成中长期目标，比如在十四五规划中制定相应的量化指标；在目标执行过程中，基本是以政府动员资源的方式来推进，所以看上去可能并非由市场主体来推进，而是各级政府下场。

当然也会动员市场资本参与投资。在很多大型投资项目中，现在更多的做法是地方政府先搞一笔钱作为引导基金或种子基金，然后把市场上的民间资本也以某种方式吸引进来，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基金，来支持某一产业的发展。通常，政府也会把这个基金交给市场上的专业投资人打理。总之，不管是政府主导的方式还是政府委托的方式，反正它的运作还是市场化的。需要讨论的是，这样的做法是否一定能成功，没有人知道。一旦出现方向性或战略性失误，就是很大的风险和代价。

第三，这些年来，欧美常常会质疑中国的一些非市场经济行为，包括最近拜登在巴厘岛峰会期间提到了这一点，他的理由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做法会损害到美国家庭和工人的利益。比如政府主导很多产业，动员大量资本投进去，这被认为对其他国家是不公平的竞争。这就成为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我们确实需要高度重视，如何来处理这些敏感话题，涉及到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及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