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客的“长痛”与“短痛”

 上文已对美国军事战略和其背后助推的经济力量进行了分析。我们也有必要论证美国是否在政治上也正在走上同样的路线。这正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黛博拉·韦内齐亚尔所撰写的章节《谁在领导美国走向反华战争？》的主题，该章详细分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各政治派别的发展趋势。其结论显而易见：

 “本文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在拜登政府中，两个原本彼此竞争的外交政策精英团体——自由主义鹰派和新保守派——完成了战略上的合流，在精英阶层中形成了自1948年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共识，使美国的好战情绪达到新的高度；二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共识，形成了对于外交政策的坚实支持；三是因为美国宪法的设计、极右翼势力的扩张以及选举过程的赤裸裸‘金钱化’，传说中的民主制衡体制完全没有能力制约‘好战政策’的扩散趋势。”

 韦内齐亚尔追溯了美国的“自由鹰派”和“新保守主义”在外交政策的趋势上的历史性差异。尽管这两派在历史上都主张外国军事干预，但自由鹰派认为美国应当影响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实施军事干预，新保守派则不惮于发起单边军事行动、违反一切国际法律。

 在2008年左右，两派之间的分歧逐渐弥合，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的共识。这促成自由主义鹰派和新保守派一致推崇的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问世。韦内齐亚尔指出：“新保守派和自由鹰派则在拜登政权中实现了战略导向的彻底合流。在‘9·11’之后，由于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这两派精英已有合流之势……两派精英达成共识的国际事务理论可以简述为：美国应该积极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清除不受欢迎的政权，全力促进‘自由民主’，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确保其全球霸权，并打击那些挑战西方价值和军事霸权的国家——首当其冲者自然是俄罗斯和中国。去年5月，国务卿布林肯呼吁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个词意味着遵循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和安全组织，而不是基于联合国的更广泛的机构），这表明自由鹰派现在已经正式放弃了追随联合国或其他国际多边组织的幌子——除非这些组织遵循美国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