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美国开始尝试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核战略的特点是接受与苏联的大致核对等地位，从而接受‘相互确保摧毁’。在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这一政策宣告破产。1979年，华盛顿强迫北约允许在欧洲部署携带核武器的巡航导弹和潘兴II型导弹，这两种反制武器都是针对苏联的核武库的，这一决定点燃了欧洲的反核运动。

 在随后的里根政府中，华盛顿全面采取了反制战略。里根政府推出了‘星球大战’计划，旨在建设一种能够保卫美国本土的全面反弹道导弹系统，最终由于不切实际而被放弃，但在后来的政府中促成了其他反导系统的建设。此外，美国在里根政府推动了MX（后来的和平使者）导弹，这是一种能够在苏联导弹发射前将其摧毁的反制武器。

 所有这些武器都能压制苏军在先发进攻中的‘突击’行动，还能通过反导系统拦截仅存的几枚苏联导弹。反制武器需要更高的精确度，因为它们在“反价值”攻击中不再是城市的破坏者，而是要精确瞄准坚固的导弹发射井、移动陆基导弹、核潜艇和指挥控制中心。正是在这里，美国在反制武器方面拥有技术优势……然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用军控协会（Arms Control Association）的专家诺兰（Janne Nolan）的话说，‘反制仍然是美国核战略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其目的是实现核优势地位。’”

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的核政策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北约在东欧地区侵略性地扩张，以使美国的武器系统能快速打击俄罗斯。这一政策最终引爆了俄乌战争。

福斯特指出，从本世纪初开始，美国加快了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尝试。2006年，凯尔·利伯（Keir A. Lieber）和达里尔·普莱斯（Daryl G. Press）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旗舰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美国核优势地位的崛起》。在他们的文章中，利伯和普莱斯认为美国“即将获得核优势地位”，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这是美国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的目标。正如他们所说，“大量证据表明，华盛顿实际上是在刻意追求核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