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如果能从自己炮制的所谓“中国峰值”中获得些许自我安慰的话，除了一贯的偏见与傲慢之外，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中国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知与了解。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和超强自主性的民族，中国的行进一直有着自己特殊的轨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也一直是中国成就与中国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复杂中国从来都拒绝盲人摸象式的分析与预判。一直以来，虽然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走势时常让西方的预测落空而被频频打脸，“中国悖论”不胫而走，但时至今日，西方对中国想象力的匮乏依然没有丝毫起色。仅仅从某个或者少数变量出发就轻易作出自己主观期待的结论，这种扁平化的视角和思维再次说明了他们对华认知根深蒂固的单一和缺失。当然，这一内在局限既不会减少西方对中国开展研判工作的兴趣，也不会阻止他们继续妖魔化中国的“努力”，唱衰中国并非从“中国峰值”这个概念起，也不会以这个概念作为终点。

中国峰值论”折射西方深重焦虑

 中国还处于上升期。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中国不仅已经积累了巨大的物质力量，而且积累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进而造就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向上趋势。这个历史必然性，不能只基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视域去理解，而应从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长河的回望中去把握。这个历史必然性，意味着任何外部力量都难以阻挡之。拥有勤劳智慧和自强不息精神品质的中国人民、拥有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初心和具备应对任何风险挑战韧性的中国共产党，是造就这一不可阻挡之势的两个紧密相连的集体性力量。当西方有的媒体声称中国开始走下坡路是一个“无法扭转的大趋势”时，显露的与其说是短视，倒不如说是浅薄更为贴切。不过，对于外部世界围绕中国问题的分析，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立意，我们都应冷静地作出辩证分析，将之转化为我们完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启示。

 中国的上升承载着人类的想象和希望。与西方现代化根本不同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奋斗目标的；中国的理想，绝不只是“结束其长期的伤痛，恢复它在19世纪的衰落中所失去的尊严”，而是对资本世界的扬弃与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峰值”一词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无涉的词汇，它无法进入中国现代化的价值世界，更无法达到中国现代化的价值高度，这样的价值高度也决定了中国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呈现出的始终是一种温暖而平和的建设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