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美两国可以在整个关系的其余大部分领域开展“非致命性的”战略竞争，将战略对抗转化为比赛竞争，以增强各自经济和技术实力，扩大外交政策外沿，甚至增强军事能力。这也会涉及关于国际体系未来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竞争。但至关重要的是，这将是“有管控的竞争”，因为它在本质上是非致命的。如果适当加以限制，这种竞争也可以减少武装冲突的风险，而不是引诱任何一方不计后果地发动一场结果不可预测的危险战争。这种战略竞争还将使双方能够最大限度提高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双方都会理解并且接受：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制度将通过成为或者保持世界上最重要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并以自身形象作为榜样的力量塑造世界秩序的方式胜出。正如我之前所主张的:愿最好的制度获胜——无论是在各自加强综合国力的竞赛中，还是在更广泛的国际舆论舞台上，所有国家在国际秩序下考虑自己的未来时都离不开美国或中国的影响。

  第三，这种“有管控的战略竞争”框架，还可以为中美两国创造必要的政治和外交空间，使得双方能够继续在利益交汇的领域开展战略合作，包括应对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抑或全世界都承担不起将这些领域的合作搁置一旁的后果。双方都明白这一点。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现在到了坚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的关键时刻。

  展开这种合作的领域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气候变化，两国都认为这是一个紧迫的、无法独自解决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中美过去能够就这个问题进行建设性合作，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包括去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6次缔约方会议上发表开创性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这值得钦佩。尽管中美存在分歧，这种对话与合作依然可以且应该继续下去。布林肯国务卿曾说，“为了造福于我们的人民和世界，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分歧阻止我们在需要共同努力的优先事项上向前推进。”其他有潜力的合作领域也有很多，包括全球公共卫生和防止下一次大流行病、全球粮食安全、军控以及核不扩散——例如朝鲜半岛的战略稳定非常符合中美核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