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提供了现成的投资来源，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美国企业研究所收集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1年，在东南亚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和建设项目总价值达到1978亿美元。

相比之下，美国的民粹主义转向令它很难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美国的地区利益造成了巨大打击。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公布“印太经济框架”来挽救这种局面。不过，潜在亚洲伙伴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反应不冷不热，因为它并未包括更大的美国市场准入和重大基础设施投资，而这两者都是对东南亚至关重要的好处。

美国还寻求通过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加强它的地区形象。“四方安全对话”意在展示可以替代中国的另一些伙伴，但它难以在该地区与中国的经济战略抗衡。

重新与该地区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接触，都将意味着拜登必须对抗目前在国内政治左翼和右翼阵营中都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冲动。事实上，这些冲动并不新鲜，而是有历史先例。战后美国对亚洲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受到经济焦虑的影响。日本战后实现经济腾飞之后，美国人担心他们的汽车市场被质量卓越的日本汽车所淹没，作为回应，里根当时对日本的汽车工业设置了保护主义壁垒。在观察人士看来，几乎没有理由认为东南亚和美国之间增加的经济联系不会遭遇类似的敌意。